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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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給我們什麼印象？一堆人，有規律地掘金、返學。每天都十分熱鬧，有很多人也有很多車。閒時shopping很過癮。

如果現實生活中的城市與sim city差距不遠，那我們每一個人的性質就應該是一個個過客，一個個等order的生物，一個個等玩家折磨的可憐小綿羊—一旦玩家按天災，便會有一堆人可以與馬克思見見面。

我們在城市裡，是一隻隻不顯眼的螞蟻，不太講「個別」。中學時有個想法，那就是嚮往大學生活，因為大學很自由，作息時間自己決定，做什麼自己決定，在哪睡自己決定。然後大了發現大學的確是一個好地方，不過愈來愈體會選擇是另一個Gucci。要投身社會搵工，發現可以搵的都是主流工種：公務員、商、金融，而且選擇的時候，通常「興趣」的地位與社會中外判工人的同樣的低。再想像工作的日子，很有回到童年的味道—有lunch time，番放工時有序，日日如是，不同背景不同世界的人的生活大抵也是如此—好聽的說法，是有規律；不好的，是routine。這種生活，與中學相差很遠嗎？

今天聽了這樣一個說法，看看我們的CV。把它濃縮了，是什麼？是我們掘金的能力，是我們的productivity。然後這張CV可以說是你的身分證，決定你是叻人還是膠人。把什麼音樂比賽、懂詩詞歌賦、愛寫書法都寫上？很可能會換來一聲：「哈哈！白癡仔！」沒有人會當作一回事。

呆了。「我」之所以為「我」，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是labour？還是因為我們有「我」的獨特性？

也許，我們覺得這樣的生活毫無不妥，是common sense。但是，註定我們在城市裏的角色就是這樣，每天跟從「規律」，個性不見了嗎？

上課看了這段video。講話的鬼佬叫David Harvey，是一個人類學家，喜歡說一個人在城市裡的角色該如何、一個理想城市該如何；問的就是城市屬於誰？有錢佬而已？還是人人有份？他提及了right to city，他說了We make the city, we make ourselves。說的不只是政治，還包括了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的每一天---怎樣才算過癮？

也談愛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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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一個活動，到了廣州，聽一個書記發言。

「我們的祖國發展非常快，才三十年，就有了今天的模樣，這是非常偉大的成就。」老調子的祖國頌辭，起初聽來剌耳(也許是因為有殖民時代的媚外根性)，但是現在親眼一看，也不是毫無道理。參觀了製衣廠、印刷廠，廠房潔淨，外有排污設備，寫字樓舒適，與香港相距不遠，什至更好；論硬件，可說是進步神速。「未來三十年，希望你們都回祖國，好讓在偉大成就中，能留下你的一分力。」嗓門越來越大，慷慨激昂。坐著的聽眾，大都是來自新加坡、加拿大、美國等地的青年華人。

一位出生在新加坡的姐姐舉手提問：「見到中國有今天，我很高興。但是你說祖國，對不起，我只有一個，那就是新加坡。我與中國的關係就在於：它只是我文化的根。我為什麼要回來貢獻？」一個觸動神經的問題，有個活動搞手皺著眉凝視她，像在說：「姐姐，你無o野呀？」

楊鐵樑亦是其中一位座上客。大家發言提問以後，他便走出來，邊踱步邊用montone說：「我們先不說patriotism，只談loyalty。剛才的提問說因為身為新加坡人，所以不知道為什麼要回中國貢獻。但是，問題是為什麼loyalty只 能適用於一個國家？如果你說你的文化根源來自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對那裡的人有一份情感？比方說，四川大地震發生，即使你是新加坡人，但基於本是同根生，你 對當地人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很濃的切膚之痛，繼而募捐什至自發籌辦活動賑災，會與你新加坡人的身份有抵觸嗎？以前我在英國有個朋友，他是個英國華人。一方 面他是個很好的英國公民，奉公守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不了西方文化，從飲食到書畫，他都忠於中國文化，他還想著中國。這個例子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loyalty同時應用在兩個地方，不行嗎？住在異地，對祖國留有一份情感，不行嗎？」

很 混亂，什麼是國？「中國」或「祖國」指的是哪一個中國？五星紅旗的那一個還是文化源遠流長，五千年內不外侵而只陶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那個中國？從新加坡人 的提問到楊鐵樑的回答，可以有這樣的理解：「愛國」指的國不只是拘泥於「國籍」而已，它還包括身份、文化認同的來源地這個意義。所謂身份、文化認同，可表 現於較令人骨痺的稱謂--「同胞」，或較通俗的--「自己人」。國藉與身份、文化認同的分別在於前 者只是行政機關的一種產品，即使同一膚色，操同一種語言，有同樣的生活習慣或性格特質，可以因為持的謢照或身份證不同而有不同的國籍。後者的意義正正超然 於「國籍」。身在芬蘭時，後者的意義來得特別深刻。當身邊的同房是巴西佬，德國佬，劈酒如喝水，與女人變變變生命力如食飯般平常，同是比較含蓄，同是愛吃 餃子，同是懂中文知道什麼是三國演義的中國人便給我一份很濃的自己人感覺、很有親切感，亦很實在的知道自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人。因此去旅行的時候，會很自 覺地把中國文化與鬼佬的相襯，然後更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讚不絕口，繼而有一份沾沾自喜之感。在這個體會的過程中，護照上「國藉」身份不曾扮演過一個角 色。楊鐵樑想說的，也許可以用以下的文字概括：“Patriotism is not blind obedience to, or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loyalty to the country or its people.” [1] 更進一步的說，不要混淆國家與政治體制（government）兩個觀念。前者可以簡單指具地區性的團體，具永恆性；而後者是國家的一部份，只具暫時性。[2]以下例子可以解釋兩者分別：不論在清朝時或是共產下的中國，位置與人的特質風俗一脈相承；不同時代的中國是「國家」，清朝與共產黨是不同的「政治體制」（government）。換言之，我們大可以說「中國」或「祖國」指的是文化源遠流長的那一個，文化根源足以構成我們對祖國的情感以及loyalty。既然我們說的「國」不是說「政治體制」（government），那麼該新加坡姐姐對兩個地方存有loyalty並無不妥。

有人可能會問：「中國以及中國人如此醜陋—衛生不佳，拜金視人命如糞土乃至有毒奶粉事件，人權屢屢被擠壓，例如上訪人士被無理拘留而不能與外界聯絡，諸如種種，為什麼我們還要愛國？」

縱 然現在中國在一篇頌讚聲中快速「崛起」，的確，進步神速的是硬件而非軟件，國民道德思想水平以及服務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近來毒奶粉事件可說是為這句話下 了注腳。上一回大頭毒奶粉事件發生之後，同樣的無良，同樣的推卸責任，同樣的拖延消息匯報再次出現，令人心痛的程度遠大於奧運來的民族自豪，很有一股說： 「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衝動。

但是，「愛國」--或許準確一點說，「愛」--從 來不是輸打贏要的一回事。不能說，愛的對象要幾近完美才配愛。這個動作，只有高級援交才會做。曾聽說過，一位母親的丈夫不停打自己的女兒，她無法阻止，但 又不跟丈夫離婚，讓這種事情繼續發生下去。當女兒的，大可找理由憎恨她媽，憎恨她媽見死不救，不肯放棄她殘暴的阿爸。但她沒有，也許是因為似終是她媽。最 近，大學週會的講者是程翔。他因為試圖盡一己之力，促進兩岸交流，而被指控泄漏國家機密，被判刑三年。放刑出來，演講那天，他郎聲說：「在獄中的時間讓我好好反省這輩子所做的幾次重大決定，包括被捕前做的工作。最後，我沒有後悔……我有一個願望，就是努力讓祖國有自由！」出自一個被國家禁錮三年的人之口。這就是愛。

又有人會說：「即使我想愛國，實際上根本愛不了。我認同上述『國家』的定義，但現今的中國，黨國不分，根本把政治體制與國家混在一起。可是，共黨遺禍不少。南京大屠殺，死的人以百萬計；十年浩劫，死的卻以千萬計。這樣的國家，怎能愛，怎能為它效力？」

對這樣的說法，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真有中國人這身份的自覺嗎？對這個地方對這裡的人事物真有感情嗎？如果我們有感情，定必會用不同方法試圖改善眼見的問題。改革的方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革命，推翻共產黨現有政權，另起爐灶，按我們的理想打造新社會；二. 在共產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改良。換言之，是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與層層遞進 (gradualism)兩者的分別。對於前者，我認為不是良方，因為我相信「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未當權之前，我們大可作出很多美好承諾，但上場以後，卻可能會隨時翻臉。攻進北平前，解放軍把地圖放在著名建築家梁思成面前，讓他圈出該被保留的古蹟。解 放軍對文化遺產的重視令梁深受感動。後來，解放軍解放了北平，要發展城市，於是再把地圖放在梁面前，請他圈出可被拆的文物。他心痛之情，可以想像。俄國本 身也是一個好例子。十月革命，革命份子懷著激情推翻專制沙皇，然後以另一種專制重現世界，在史大林領導下，很多異己被殺。因此，比較好的做法是採用較包容 的心態去逐步改良現制。當然，包容指的不是姑息養奸，而是我們容許共產黨繼續存在，同時不認同其一些做法而努力在各方面作出貢獻，例如監督共產黨，務求最 終政制能從上而下的開放，引入更多民眾參與，減低官員因欠缺監察而出現的腐敗情況，改善民生。[3]

對於實質貢獻國家的建議，本文著墨不多。本文主要闡述的是什麼是愛國，然後討論在看似黨國不分的中國，為什麼我們還要保留一份關愛，盡力貢獻。原因是聽得太多對「愛國」這詞彙反感的言論，因此想指出其實我們可以開放一點思考「愛國」，不為它扣上帽子，不存反感。當程翔被關起來三年，如今仍積極想辦法改善國家言論自由狀況，洋溢著一份愛國情懷，我想，我們也不能置身事外—如果我們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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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BROSE LEUNG, Anson Chan enters patriots deba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4)

[2]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 Palgrave Foundations, 2002)

[3] 這是否與支聯會的意思一樣，即結束一黨專政？未必，初步的想法是，是否可以改變黨內幹部的選舉方法，令其認受性有所增加？【天葬】作者王力雄就曾提出了遞進民主制，詳見其著作【溶解權力】http://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37666

五四那一年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背棄了中國。原因是美國總統在六十多個中國代表在場的情況下同意英國首相與法國總理等人的意見，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歸還日本而不是中國，令中國領土不能完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廣場。

來 自十三個地區大學院校的三千個學生手持用布和紙做成的大幅旗幟，一幅上面寫著親日內閣閣員名字的輓聯，緩緩的由天安門廣場往東交民巷西口的外國使館區前 進，抗議巴黎和會與和約。一路上，學生鼓勵民眾不分職業階層，一起加入示威行列。當時群眾雖然受到警察阻撓，但仍然包圍與日本協商巨額借款的內閣官員官 邸。部份學生強行破窗入屋，放火燒房。有一些學生發現了其他躲藏在府內的政客，便將他痛毆至不醒人事。那天，死了一個學生，三十二名學生被捕。

接下來數日，北京的學生及其幾位師長重整旗鼓，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結合北京市內中、高等學校與各大學院校學生的力量。聯合會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男女學生一起集會，並正式主張男男女合校，作為男女分校之外的選擇。

這種大規模的學生組織觀念快速地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地區流傳開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全中國超過三十個地區的學生聯會代表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會」。

在 那時期，新的刊物與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目標在於向市井百姓宣揚理念，分析各類文化與社會問題，從而令更多人思索積弱、於清後混亂不已的中國應該何去何 從：怎樣才能構成現代新中國？應該如何重新理解中國文化？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又應採用什麼樣的價值體糸？用上的研究方法很多，有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史學 等方法。那時期學生對將來的寄盼反映在刊名上：【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以今日的目光，這些動作純屬法國大餐多舊魚，不及掘金實際。

那年代的學生激情，可以用詩人郭沬若一首異常骨痺的新詩作結：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energy的總量

激情背後，並不意味當時社會的求變改造工程進行得暢順無阻；相反，如棄醫從文的魯迅的悲嘆，迷信與冷漠令中國進步變得如此艱難。縱是如此，他沒有重拾醫刀搵真銀，而是堅持寫下一部又一部的經典著作，希望通過嘲諷口吻喚醒國人意識到自身文化缺陷、鬼佬比我們優勝得多的危機感，因為他說：「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這就是五四運動那團火的燃料。

論 社會大環境，香港與當時中國有幾分相似，當然，層次有大不同。經常聽見「香港缺乏長遠計劃」、「香港只有錢是核心價值」、「香港很快便會給取代」、「在香 港窮人不是人」這類聲音。可見「國際都會」背後，問題叢生，我們與當時中國一樣，需要變。不同的是，這裡沒有學生參與社會的激情。就算有，只有少數人在努力：參與社運，或是三十樓上的青年在出版界努力，努力用筆桿像當年【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般既教育大眾散播思潮又試圖議論之後尋找新方向。在推動社會改革上，他們不是常規軍，而是零星攻擊的游擊隊。更多的人只會呆在一邊，認為這些問題不是大問題，或是乾脆說一聲：「關我mud Q事？」又或是說：「改革係政府o既責任。」這個時候讀五四那一幕，特別驚嘆當時學生對社會推進的一團火。

有個mentor，是一份報紙的副總編輯。有次他說起火紅年代自己參與學運的經歷：「當時政府要殺校，殺金禧中學。 我當時是學生會成員，而且覺得政府做錯事，所以與其他成員到金禧抗議。當時差佬說：『邊個過界，我地就拉邊個！』我們先是猶疑了一會，然後在場的所有人， 當中有很多學生，便一起越過界線阻止政府封校。」「也許你們當時搞學運不及現在般代價大，所以你們才能豁出去。」我說。「不全然是。當時可以讀大學的比現 在少得多。因此家人對我們的寄望更大：好不容易才能成為大學生，若然因為抗議而被拘捕留案低讀不完大學，家人一定會躁狂，這就是我們先是猶疑的原因。」那 年，學生不只抗議，學聯在政府沒有給金禧復校的情況下動員二百多名大學生，給失學的金禧學生在暑假補課。更加驚嘆。驚嘆的是原來香港的大學生也曾有團火。
是 的，曾有一段時間，大學生是社會很大的推動力。六十年代初，是學運萌芽期。許多由青年學生組織的文社突然間像雨後春筍般出現，每個文社都有一個刊物，但 每個刊物表現出的志趣並不相同，有些是純文藝的創作；另一些則開始對香港以及中國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表示了關心和興趣。文社之外，還有「大專學生社會服務 隊」。他們利用假日，義務為木屋區的居民，新界的一些村民，修路築堤壩，改良他們的居住環境。一方面也趁此了解揭發香港社會基層的真相，他們同時又出版刊 物，舉辦討論會，分析研究香港社會的各種問題。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學運經歷了「大學校政改革」、「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衛釣魚台」與「反貪污、 捉葛柏」等運動。專上學生聯會提出了「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口號。同時間，學運裡出現了「國粹派」、「社會派」、與「託派」之間的爭論。

現在，社會對我們大學生而言只是一個符號—可 以是一個問號，或是一個感歎號。問號反映社會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大學充其量是一間職訓中心，裡面很多活動只為掘金技能鋪路，人生哲理是可以有高人工就是 叻仔一個。感嘆號也許只是反映了社會這遊戲真夠難玩的埋怨，一個又一個的專業認可，無盡頭的考試。當中參與學生會關心社會搞社運的，或多或少被視為畸胎搞 搞 震。與五四時，六七十年代大學生的形象剛剛相反。很汗顏，雖然我沒有視他們為畸胎，但是成了潛水份子，沒有加入他們一夥，因為怕露械以後惹禍上身，找工 難。

那些英雄片例如蜘蛛俠愛說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我們有沒有想過，大學生這三個字背負了什麼能力，什麼 責任？可以發揮什麼樣的能力，可以對社會負起什麼樣的 責任？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生，更應想想這個問題。可以想像，在社科不受重視了解，讀社會學就被認為會當社工、讀政治就等於會當區議員的香港，很大機會找的 工作與所學無關。於是工作幾年之後，我們的記憶漸漸空白，或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雇員，但那時候我們也許跟沒有讀過大學所差無幾。我們花了多少個晚上讀經典 論述、花了多少時間痛苦地構思論文present、花了多少時間在導修課中幾近跟同窗絕交的討論社會議題、什至花了多少時間煩惱如何到外國繼續讀政治，讀社會學，或是讀其他社科科目，原來只為一時過癮孤荒自賞，不是為了現實所見帶來、蘊釀改變，甘心嗎？

我們應該是不甘心的。若不，不會總是聽到社科人牙痛般埋怨說社科不受重視，香港人真膚淺。但同時間，我們容許自己與那些他媽的主義淡淡交會過，各不留下印，不想想辦法，如何把我們學的應用出來：最簡單的，可以效法五四那班學生多讀不同的書多寫文章在不同媒介把不同理念宣揚出去，刺激討論、參與討論什至改變討論。或者，有人會認為我們是初哥，這樣做只會獻醜。如果我們抱著扮權威的心態，向社會一眾人說XY主 義而且一抒己見，一定心感壓力，因為你在表演不能出錯。但是我們要表演嗎？ 我們讀的東西原來就只有這個用途嗎？若然如此，我們當然要閉嘴。也許，我們有很多事還不了解，有很多難題提供不了答案。但是，不要自卑感作崇，看不起大學 生這三個字。對問題重心的分析，對求變方向的各種可能的摸索，我敢說，我們還行。也許，這就是處於國難的五四大學生毫不猶疑地向眾人撤下種子，努力推動社會改革—儘管國人的反應是冷淡或是對他們所說過於迷信—的原因。

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協助建立公民社會，把不同思考框架應用於討論之中。Roundtable、進一步出版社、上書局、InMedia等等都在為這個目標努力。但是慢慢地，中堅分子都會遠離青春，需要後面的人接力。很可惜，我們沒有主動伸手接捧，而是說很忙很煩很累，然後心安理得地放棄我們的一點點能力賦予的種種可能；同時埋怨社科的倒楣、他人的有眼無珠。

望著五四那一年的大學生、再望著六七年代的大學生，他們對社會的承擔令我說不了話。我不敢說自己是大學生了。

廣耳

之後不妨揭下

1. 香港專上教育的探討, 鄭宇碩, 明報月刊出版社, 1981

2. 追尋現代中國, 史景遷, 時報出版社, 2001

柏林的塗鴉

柏林有個Free Tour 叫Alternate Berlin，標榜的是帶一眾遊客到橫街雜巷看塗鴉，感受柏林生活的另一面。聽來很有趣，於是到達柏林的第二天，著名的景點還沒有去，就看塗鴉去。

柏林的塗鴉跟blog的entry一樣有不同類別。第一站我們到了一個很普通的住宅區。原來，前身是左翼恐怖份子的大本營。至今，左翼份子仍然與政府對著幹。走著走著，見到一幅巨大的牆，上面給塗了一幅巨大的畫。畫中描繪了共黨人心中的理想國：沒有階級，沒有benz，大家快快樂樂活下去。聽說，政府曾經有意給這一帶大掃除，不過給左派人仕阻撓了。

欣賞政治類塗鴉以後，我們轉移下一站：愛情小品類。「這個I Love You, Linda的作品在芸芸塗鴉中非常突出，經常見到。」領隊拿著書解說了一番。這是一個痴情的主題，很多時畫了同一個主題人物以後，作者總要加上一句：「不要離開我。」多愁善感的大眾看後感動不已，紛紛討論Linda應否這樣狠心撇下作者不理。更有善心者大聲疾呼：「Linda，回他身邊吧！」後來，不知原因為何，有人突然清醒了，問了一個問題：「真的有Linda這個人嗎？」鬼佬真可愛。

接下來我們觀賞的是動物世界，地點是安娜展覽館與二戰猶太盲人工作坊旁的一道牆。安娜是【安娜的日記】的作者，而那盲人工作坊的老闆偉大程度不亞於舒特拉，二戰時秘密收容猶太盲人，令他們倖免於難。在這兩個地方旁邊塗鴉，就如婆婆與短裙的crossover。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牆上的一隻大老鼠。它像剛吃了春藥，亢奮非常，寶貝長度與身長大致一樣。

有幾處樂土專供柏林人塗鴉之用，例如納粹黨棄置的大廈或是前火車站。納粹黨棄置的大廈已易名為Tachele， 當年是納粹處決犯人的地方，如今裡邊進駐了不同的藝術家。大廈外邊是一個人造沙灘，有幾張沙發，沙發後擺著一架廢棄的，給塗滿了塗鴉的美國熱狗巴。步進大 廈，黑沈沈的樓梯同樣畫滿了塗鴉，給人一種柏林人皮質醇偏高的印象。至於前火車站，現在路軌給拆掉了，不過依稀仍可看見舊日的痕跡。那天去到，見到幾個柏 林人在這裡塗鴉，心中讚嘆：「柏林政府真過癮，這麼大的一塊地皮不收回，讓市民有渠道降低皮質醇。」

柏林的塗鴉處處令它變得很有生氣，很有創造力，也顯示出這個城市的包容度何其高。香港塗鴉的人似乎不多，經常聽到的名字只有曾灶财。2004年，他的作品在蘇富比拍賣。有人說，他是土藝術家。他的塗鴉出現在具有高度文明的香港城市，營造出一種原始和文明的強烈對比，為人熟悉和感到親切。有人說，他所寫的字不值得稱為“書法”，因為根本就不懂他的書法內容，而且字體跟傳統書法的標準實在相距太遠。不管如何，今日我們已很難親自判斷，因為他很多的真跡已因「有礙現代都市觀瞻」的理由給政府抺淨了。

我們說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可是，我們連一個人的塗鴉也容不下。這也許是我看見柏林的塗鴉以後最大的感受。

一個夢

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感動了無數人，令人明白原來發夢威力如此巨大，如此可愛。

2007年，一位患癌瀕死的教授開了 一個last lecture，說明發夢有多重要。最近，他出書了，書名正是last lecture，繼續宣揚發夢精神。

2009年，會是我的畢業年。積極狩獵工作填飽肚皮會是我其中一項主要的課外活動。想發什麼夢？如何實現？好問題。

最近，讀葉健民在信報的文章，以下幾句令我印象很深：「『管治』（governance）一詞本身就有超越政府（government） 的涵義，意思就是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能單靠政府，也有賴公民社會的協作。故此如何去壯大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提高管治質素的重要考慮。可惜的是，不少公 民社會的活躍分子一直以官民不兩立的簡單思維去思考問題，認為任何與政府的合作只是出賣靈魂、放棄原則，完全不應考慮，但現實是，沒有公共資源的配合，沒 有政策的推動，要改變社會現狀，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故此欲以政治為志業的朋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促成這股協同力，其中包括政府應如何在軟件及硬件上去為 公民社會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以及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平台去發光發熱。」可以用甘迺迪的名句作簡單概述：「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最近，社會有很大的聲音指罵政府在通脹問題上進退失據。始終覺得，把問題訴諸於感性的闡述與服用春藥分別不大；罵完之後、藥力過後，一切便將如舊。關鍵是我們認為什麼才是「恰當」的解決方案？ 短期派錢嗎？可以預見仍然會有很多人認為這並不足夠，因為這個方法治標不治本，派錢以後在職貧窮，住板間房的仍然大有人在。更什，短期派錢阻擋不了越來越多窮等人家到公司飯堂討飯吃的趨勢。要注意的是，貧窮問題不是從石頭裡爆出來，只不過通脤令這個問題更加刺眼。長遠而言，要 從根本處改善窮人待遇，我們要考量的是政府的理財哲學；然後看看可否從那處下手推動改革。素來，政府行的是小政府思維，盡量對市場作最低度干預，因而與福 利國家例如稅率高達六成的北歐五國完全沾不上邊。中產與有錢佬對這種思維很受樂，因為錢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政府干預越少（例如不收重稅），他們掘金的空 間與機會便會越多。以錢至上這個核心價值隨處可見，例如討論應否清拆天星碼頭，有人會問它值多少錢來量衡；討論西九，有人會問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搞文化； 討論能否在香港增加休憩範圍，得到的答覆大概會是：有什麼成本效益？換言之，香港是一個實是求是的地方，講一些「虛無」的價值，例如一個公正的社會該如何 設計，窮人可以有什麼權利等等很可能被視為與青山一眾住客的話題。期望社會有足夠力量推動香港政府認真檢討其理財哲學什至作出改變似乎還是遙不可及。既要 政府令窮人生活過得更好，同時暗地裡與政府理財哲學不謀而合，這種矛盾是香港社會你與我過癮的地方。

此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句話變得更為響亮。徜若我們真的不滿社會現況，真的想求變，我們不能把球踢向政府而已。我們要問自己，自己信哪一套，為什麼要信，如何實現所信，不斷相互討論，以致有成熟的思維與政府討價還價或是合作。那即是說，我們要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畢業 之際，在想，不想因為在社會工作久了便忘了在大學學過什麼，忘了心中抱不平的一團火。因此，便有了這個地方 (砲台山學會)。我們看似力量單薄，但至少，多了一個平台，多 了一個空間討論，因而多了更多的可能為社會做點事。這是一個很天真的夢，也許，五年之後，我也會對這個地方嗤之以鼻。但是，不管了。因為看來遙不可及的才 是夢。沒有飛機之前，夢想在天空飛的人的名字大概也是「膠人」吧。

聖家堂

巴塞隆拿有一座很著名的教堂，叫聖家堂。它的設計者是高第，是西班牙人引以為傲的一位建築界鬼才。

這項工程非常龐大。高第生前的最後四十年歲月幾乎都投注在教堂工程上，不但做了模型研究，甚至籍由鏡子反射來觀測效果，就連外觀上的雕像都是依真實模特兒來雕塑。由於太全情投入，以致高第走路的時候也在思考設計，最後不幸地被電車撞死。高第的建築設計圖曾毀於火災，後續建築困難重重，根據保守估計，聖家堂還需要200年的時間才能完工。

說高第是一個鬼才，不無道理。總是覺得，能夠設計連門外漢也能受感動連連稱頒的作品才算得上是出色的建築師。高弟就是做到這點。巴塞隆拿處處可見高弟的足印，每每令人看眼難忘，嘖嘖稱奇。在Guell park中，如電影場景的神殿式建築、依山而築的石柱、色彩的斑斕、地中海的風格，令人相當震攝，因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公園可以如此玩味。在Casa Mila裡，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絲不苟與破格的過癮。頂層有一個博物館，陳列了Casa Mila原本與高弟修改後的設計，兩者大相逕庭：前者與普通歐洲民房無疑，後者卻完全變了樣。不規則的曲線令大廈變得很有生命力，屋頂士兵狀的煙囪更是神來之筆。

剛到聖家堂時，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這是幾代人的心血，聽說，峻工時，可以容納信眾達一萬人。幾座高塔旁邊，有幾架更高的的吊臂，緩緩施工。教堂分為幾個面，可以看出不同的面在不同的時候設計與施工，因為風格迥然不同。外牆上有很多不同雕像，全都取材自聖經，暗喻不同的教訓。步入教堂，見到幾位施工者，當中包括一位日本人。後來在書局打書釘才知道他是日本一位雕刻家，自79年起在教堂裡工作。這也許解釋了為何教堂裡有這麼多的日本旅客。

並不是人人都對這龐大工程欣然稱頌。1965年1月一群學者以及藝術家在報章上發表一封公開信，指高第後的工程與原來風格愈趨不同，繼續下去只會是浪費資源。

這項工程應否繼續下去？可以把這個問題細分為兩個問題思考：風格不同的問題以及浪費資源的問題。先說第一個問題。高弟原來的意思是視教堂為上帝的頒讚，而他相信「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因此高弟的設計中只有曲線，所表現之物盡皆取材自大自然，比方說，以大樹的形構作為柱子。若然視它為對上帝的敬拜，卻因為原設計者中途去世而把未完成的作品草草完成似乎有違原意。後世繼續花心思雕琢這未完成作品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設計圖毀於大火，風格不同在所難免。但這是否一個問題？從目的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幾代人的堅持更能反映對上帝的尊崇，更能以獨特方式提醒後輩聖經的道理，對他們更有意義更深刻。如果說這種說法有點幼稚，那似乎暗示但凡做些什麼敬拜上帝強調聖經道理本質上都是有問題的，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宗教以及神，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岔遠了。從手段而言，那也不是問題。如果那是一個問題，似乎暗示了新不如舊，後輩藝術家不入流。這樣說未免有點不公。後輩藝術家之所以能著名，是因為他們的風格與前不同，有獨特的一套美學觀。高弟本身就是一例。因此風格不同的揉合，可以是藝術上的一種革新，一種文明的足跡。對風格不同的質疑，其實與第二個問題，即金錢，有點關係--為抽象的信念花這麼多錢不值得。但是當一間著名學府會花錢支助學者著書研究世俗化這抽象的哲學議題，便可反映到我們的文明不應只是一個市場，只有買與賣、只重實利。若然擔心這龐大支出會為政府帶來沉重負擔，可以選用信眾募捐方式，不用花政府一分一毫。現在工程就是用這種方式繼續下去。

那份莫名感動，至今仍在心中蕩漾。這項跨代跨國界的工程，實在是對渺小人類偉大一面的彰顯。

朋友

記得初到芬蘭，掘金的心很是熱烈，因為這裡生活成本高，即使在公廁舒暢也要一歐(即十二港元)。若然身在香港，這個價錢足以令我飽飽的吃一頓。在柏林的德國朋友知道了，便說：「我曾在芬蘭工作一會，或許你可以找我的朋友，問問有沒有工作機會。」心裡既感到意外亦感激非常，想不到遠在德國的朋友竟然在此時此刻幫上了忙，於是連聲稱謝。「不用客氣！」他說。「交朋友就是有這個用途，不然，你認識我幹麼？」

這句說得坦白的話，不斷在我腦內迥然。朋友的確很重要，因為在不同的時刻他們都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碰巧在芬蘭得到了一個珍貴的工作面試機會，但是沒有西裝皮鞋；正苦惱該否破格地穿上牛仔褲波鞋到會的時候，朋友便會借你一套西裝--什至比家裡的那一套還好。在西班牙旅行，若然不幸地跌倒在月台上，流血不止，會說英語的西班牙朋友便能幫我們翻譯，向不會英語的列車車長求助。不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原來一列長長的列車連一個小小的急救箱也沒有；也不會知道，原來他想趕我們下車。收到HOAS (芬蘭交流生宿舍提供組織)一封莫名奇妙的罰款賬單，不忿；但眼見以芬蘭官僚的調查速度，想是回港以後才會得到清白。這時候，身為HOAS監察委員會成員的朋友，便能提升他們的辦事效率。

但是我想，朋友之所以為朋友，只是因為他們用途廣泛嗎？生活上有很多用品工具，它們同樣在不同的時刻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比方說，避孕套。它的存在令「及時行樂」不再只是夢想，為派對參加者帶來多少個歡樂的晚上。又或是，水。一個熱水涼，一杯水，一煲煮沸了的水，同樣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可是，不論喜怒哀樂，我們也不會拿起一個避孕套，或一杯水訴說心中情，從而釋懷。這說明了什麼？

上經濟社會學的課，聽到公司之間亦有友誼存在，原因是當中的信任可以為雙方賺大錢。進一步說，在信任的基礎上，大家可以透過交換最新情報或不能言傳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以提升雙方技術來互惠互利。有一個學者提了一個問題：「以信任作為一種手段，這還是信任嗎？」

因此我一直相信，交朋友信朋友是一種ends而不是一種means。得到朋友的幫忙與中六合彩性質差不多，是一種驚喜，但若然真當朋友為朋友，更多時候會是付出而不是收受；而且付出的時候想的是：「一場朋友/兄弟，計較什麼？」付出以後，心裡安樂踏實，覺得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回覆德國友人說：「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絕不是惟一一個原因。」

動物園

很多人喜歡到動物園，邊看邊嚷著：「哎呀，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幾cute，哈哈。」我卻不太喜歡。

赫爾辛基有個動物園，很大，各式各樣的動物都有。見到一隻獅子，在籠內踱步，像在思考論文趕deadline。忽地，大吼一聲。先是雀躍，這樣近的距離聽見獅子吼叫，還是第一次。及後，我在想像，如果我是籠裡獅子，吼叫時的心情會是怎樣。我猜，我會用粗口連爆的心態來叫。困在這小小的籠裡，然後給遊人指著笑，日復日，年復年，那有什麼意思？想到這裡，牠的吼叫聽來很悽然。

遊人可能不會這樣看動物園。他們會說這是負面思維。在動物園裡，動物好食好住。牠們不用擔心大自然適者生存的殘酷，每天定時有人給餵飼，檢查健康。你看，海洋公園的安安佳佳，牠們多happy。專人設計居住環境，每天坐著臥著就行。

有時在想，「動物園是動物五星級的家」這個想法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還是事實正是如此？曾經跟友人說「回魂夜」這套電影很有意思，無厘頭背後思想深邃。他冷笑一聲：「是你把意義投射於電影情節，抑或那真是電影的一部份？」說得有理。

香港不論在硬件上還是意識形態上，總有點動物園的味道。密集的一式一樣的高樓大廈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籠，很有一種局促感。思想上，香港人的保守成了另一個籠。見到明星房照，大家力歇聲嘶的指責，彷彿性行為本身是一種罪；罵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從何而來。一本書因為用了女角忘記了帶胸圍的藝術畫做封面而在書展被查封。討論同性戀的節目被指為迷惑人心。政策上，大家似乎很樂天知命地原地踏步。當新加坡在很久以前便投下金錢廣攬人材在社會各範疇思考未來藍圖的時候，我們還在很高興地說我們是亞洲國際都會，擁有一個令人稱傲的金融中心，而沒有一個明確遠景。面對將來的方法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因此當其他政府會投放大量資源搞高科技時，我們還在說不干預政策，同時盼望clustering自然蓬勃。

抱正面思想的人，會說香港已是一個天堂：是一個美食天堂，是一個購物天堂，是一個動感之都。香港的服務水準亦首屈一指。印度友人來港，驚嘆港鐵服務效率之高，不用久等。有這麼多好東西，我們為什麼要不滿？社會需要和諧，我們努力掘金，吃喝玩樂也就足夠了。就像安安佳佳，難度牠們會投訴嗎？

就這樣，我們安坐籠內，覺得鐵籠很美，籠內玩意很過癮，不需任何變改，向一切可能說再見。經濟上，我們一路走來，千篇一律的說金融，說股票，而沒有想到將來這個優勢很可能會被取代，我們要找新路，例如在R&D大展拳腳。生活上，除了錢，我們不作他想。從來沒人想我們可以要一個公義與經濟發展平衡得當的社會，工作與休閒並重的社會，而不是一個M型社會，一個休息被視為罪過的社會。城市規劃上，我們只會興建一式一樣，與東德房屋同樣地悶的建築；只會興建住宅與商廈，而不預留廣闊空間作市民休憩中心或藝術家落腳地作非掘金用途；只會媚外，而不會讓本土建築師有很大的發展平台。教育方面，我們怎樣改也離不開這樣的思維：讀的學科，出來的成績決定你的糊口途徑。我們說德國人聰明，他們的社會就正正不只看成績出身，而同時看重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個性。

今天，彼邦的奧巴馬說了一句「change, we can believe in」然後創造了神話。什麼時候，我們會搞清籠內生活美好是因為自我感覺良好還是事實如此？什麼時候，我們會發覺我們容忍不了現在的一套，然後大聲疾呼：「我們要變！」？什麼時候，我們會曉得改變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眾人的事？

Exchange 何價

「生活如何？」我問。

「沒什麼，還不是如常上班吃飯睡覺等放假。」傳來一陣電話錄音，不同的是，那是老娘的聲音。

心裡總是有點歉意，父母在香港這個悶熱廚房搏老命的時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嘻嘻哈哈的花錢，享受人生。

就是因為這點歉意，我老在想：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

上路之前，曾經在海灘上請教mentor這個問題，他是一位我很敬重的老教授。「讀萬卷書不如行萬理路。」他不徐不疾的拋下了一句。到領事館申請visa時，我再次遇到這個問題：「你為什麼要exchange？」「擴闊視野。」我填上了這個「標準」答案。

擴闊視野，其實不一定要靠遠行而居，只要肯花錢做眼皮手術就可以了。很明顯，我還是不滿足於這個答案。

後來想，花時間想這個問題有點笨，有點這樣的味道：站在火場旁邊，想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救人有什麼意義。於是，嘗試變得聰明點，想想辦法如何善用在芬蘭的時間。結果，為自己立下一個原則，那就是多做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用archi人的說法，那就是多做有context的事。

問題是，什麼是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清單上，讀書位列榜首。當然，跟父母匯報時，自然是另一種說法。箇中原因是覺得在香港最不乏的經歷就是讀書，排山倒海的present，mid-term，final令人覺得吃飯超過一小時著實過份。若然花費數萬元到芬蘭逗留半年，仍然以讀書為主，仍然老躲在室內苦讀，那跟在香港有什麼分別？

芬蘭的學制很有趣，有不少課程只為期數星期，而不像香港般長達一學期。結果，完成了兩個法律課以後，我開始荒廢學業。

荒 廢學業以後，花了不少時間在理解芬蘭的各方面，包括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政制以及社會福利。起初，很有一股蠻勁，從圖書館搬來一本本書慢慢讀。有了基本 認識以後，也就少讀了，因為在芬蘭初期我覺得花太多時間閱讀有點自閉，同時間，我想聽聽當地人如何看自己國家的種種。就是這個原因，我經常課也不上，到一 間食物比unicafe(最為出名的學生飯堂)更美味，價錢更合理的Manala(說來有趣，Manala意指地獄，換言之我經常 go to hell for lunch)吃午飯。那是芬蘭一個學生會擁有的產業，午飯時間有很多芬蘭大學生。在那裡認識了不少朋友，談了很多關於芬蘭的事，與香港的種種作對比從而思考了很多，享用了很多愉快的午飯。

多 認識朋友是初到芬蘭時不斷有的想法，也是我荒廢學業一個很有力的藉口。這裡指的不止是芬蘭人，還包括其他國家的人。理由是很想了解其他國家的人的對不同 人、事、物的想法，然後與自己的、香港的對比，從而有所借鏡。因此，縱然不太喜歡到派對，在頭三個月裡我每星期都會到派對一次，漸漸跟不少人熟絡。不過所 謂熟絡，是指相互認得大家，談話句數多於hi與bye兩句。有時候，他們會問：「怎麼兩手空空？」「沒錢買啤酒。」「哈，那怎行？」然後熱情的請我飲啤酒。這些呃酒飲的日子，令人快意非常。

在 派對中漸漸養成一個習慣，那就是主動搭訕。去旅行時，深深地體會這個習慣的可愛之處。就是因為這個癖好，令我在西班牙唱歌時認識了一個葡萄牙妹妹，在羅馬 利亞一間咖啡店喝咖啡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老闆娘跟我分享跟著外交官老公雞飛狗走的見聞以及對國家的感受，與在列車上得到一位西班牙朋友的幫忙。他們的 出現，令旅行變得豐實。

跟同房的一起的日子亦非常特別。晚飯時的談話、到公園玩體適能、在家中搞派對……令我有些體會，或是喚回了一些已遺忘的道理。

去旅行的時候，跟在芬蘭的心態相距不遠—很想可以觀察多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狀況，對名勝反而不是興趣很濃。原因是歐洲的建築風格大同小異，覺得在名勝前擺一個v字手勢在臉旁大喊一聲yeah然 後拍一張照不是很重要。我愛做的，是在城市亂逛，到了一些有趣而不知名的地方，便隨意詢問當地人。因為路在口邊，很多時候我都不用地圖，特別喜愛叫當地人 推薦一些有趣地方，省卻查看文字的時間。也喜歡打書釘，好處是可以知道當地人的閱讀習慣從而理解他們的想法文化。一位好友告訴我這個道理以後，我牢牢記 住。得到的意外驚喜倒不少，記得有一次在奧地利亂行，途經一間舊書店，走進去，發現一本由美國記者寫的關於奧地利人性格的書，過癮得很。後來讀到一段：「旅行的一個好處，便是看到世界上，原來有那麼多人，活得和我們完全不一樣，追求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生命 中的喜樂，原來是我們不曾想像過的；我們苦苦執著的，卻不見得真的如此重要。看到自己和所屬社會的限制，然後在有限的人生中，力求讓自己活得自由一點，精 神的視域擴闊一點，或許只能這樣吧。」很有共鳴，這也許解釋了我為何有把旅行弄成field trip模樣的癖好。

在芬蘭生活了四個月後，方式有點不同。因為朋友多了，開始不多到派對，多花了時間到朋友家中吃飯聊天。又或是手拿一本感興趣的書，在綠林中，在波羅的海前沒有time pressure的 讀上三四個小時。記得有一次，到馬吃草的圈內讀書；馬兒吃草我看書。突然之間，馬兒步前，耳邊聽到牠嘴嚼的聲音，我伸手摸了牠的頭。後來芬蘭人叫我離開， 因為他們有條規距：馬兒吃草時，遊人不准進入圈內，以防意外。又或是游泳與桑拿以後累了，在草地上曬著太陽睡上一小時才回家。又或是在晚上多看在香港不大 會看的電影，然後看影評。又或是像刻下般粗製濫造文章，總結所見所聞。現在已累積了兩萬字。又或是多花時間在赫爾辛基的橫街雜項閒逛，之前沒有這樣幹，是 因為走堂還不多。又或是，讀讀芬蘭的新聞。

還有兩三個星期，也就要回家了。每天晚上，都聽見不同的房間在搞farewell party。悄然地，尾聲了。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還在問自己，我還是不曉。不過，當我見到大家雀躍地討論鍾欣桐的私人房照有什麼社會意義，便知道要建構一個答案不難，對著父母也能有交代。

曾經讀過蘋果CEO Steve Jobs的這段話：「你無法預先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將來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經歷的種種，將來多少會連結在一起。你得信任某個東西，直覺也好、命運也好、生命也好、或者因果報應 （Karma）也好。」答案，也就留給時間告知吧。

歷史與將來

六月四日，明報在街頭做了一個訪問，看看中學生對六四有多了解。16名受訪學生當中，僅有四人能夠回答六四發生在1989年。差不多所有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六四的起因。其中一位學生說，六四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不太想知道。

若然訪問改為南京大屠殺，情況或會完全不同。這令人奇怪。南京大屠殺與六四都發生在中國，死的都是中國同胞，但是前者人們可以憤恨地說死了多少人，而後者死傷人數仍然成謎；前者大家可以青筋暴現地說：「日本鬼子，道歉！」，後者人們會說：「要體諒政府，我們要和諧，這些血是應該流的。」；前者換來的是兩行熱淚，後者換來的是冷笑與冷漠。也許，這兩件事的性質壓根兒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操刀的是日本人，後者操刀的是中國人。不，這樣說很有侮辱性，因為中國人操的是坦克與槍。中國人該比日本人更文明更現代化。

有人跟我說過那些學運領袖是失勢權貴的子弟，他們只是用慷慨激昂的字詞鼓動學生動亂，以為父母出頭。這種陰謀論聽來相當悅耳，令人覺得血真是該流，鎮壓真是必要，社會穩定真是重要。這也許是冷漠冷笑的源頭。

陰謀論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套用陰謀論，我們一樣可以說，共產黨非為共產，而是為集中財產，從而質疑其正當性；文化大革命非為破舊立新，而是為了令新的上不了台，因而舊的仍能安坐神枱……陰謀論只會令我們陶醉於罵街的過程，而不是在討論大是大非。大家很喜歡說社會需要和諧。持有不同意見觀點討論其實一樣可以很和諧，前提是我們不亂扣帽子不亂上綱。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大家說這太敏感，把它忘了吧。

林則徐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若這句說話應用在六四的討論上，既能對反對者說，亦能對中共說。六四已過，不能再訴諸於感性的苛責謾罵，亦不能當那些六四死難者自己去了百慕達三角洲消失在地球上裝作沒事發生，而是要平心靜氣地省思如何建立多元社會, 多寬容。中國仍然前路漫漫，將來歷史會否重演，視乎我們有沒有從中學到什麼。我們大可把六四忘記，若然我們覺得人命不重要，表達意見的空間不重要；否則，我們還是要記著六四，就如中學時老師教訓我們：「今次返學遲到，下次唔好啦。」

家是哪裡好

在芬蘭遇到一個香港人, 生活了十六年, 現在是一個碩士生。與他閒聊了幾句。

「芬蘭生活如何? 好玩嗎?」

「不，很悶。娛樂大都是去去party, 喝喝酒。」他說。

「香港生活應該多姿多采一些吧。」我以為。

「也不。」有點意外。「香港的生活也只不過是打邊爐，飲荼，唱唱k。」

想來也是。談話之前，原以為香港的生活比較好。那是因為直覺覺得香港有很多玩意，有不夜天，芬蘭的應該是不能比擬吧。聽到他這樣比較兩地生活，倒令我有一點反思。

很多歐洲人喜歡把時間花在派對上，在重音樂中狂歡起舞，暢飲杯中物。自己對此不太熱衷，覺得舞池中的人與觸電般的抖振無異，而音樂也太大聲了，談話很難。若說派對是在歐洲認識朋友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我會認為這樣認識朋友只能過一時之癮；派對過後，則一切如常。在派對中的事, 人與物會變得如事後煙的雲霧般模糊。

香港呢? 想想唱k。 我們會花大半天乖乖的在暗暗的房間裡，坐著站著對著熒幕狂歡喊叫。不曉得我們在幹什麼的，會以為我們是小檻的朋友。飲茶與打邊爐本身其實也沒什麼過癮的地 方，涉及的動作不外乎叫菜、起筷、動牙筋，然後再叫菜、起筷、動牙筋。這些活動本質上不見得很有趣，充其量與派對打個和。

有人可能會不滿意這樣的說法，會爭說香港有具特色的東西，令到這裡的生活不平凡。我們有什麼特色呢？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嗎？其實很多城市也有。地少人多，塞車成生活一環? 算是一種特色吧，但是不認為香港擁有這種特色的專利權，我們的祖國也有。況且，與芬蘭多樣且完善準時的交通系統相比較，這不會是令我掛念香港的一種特色。盆菜嗎? 芬蘭亦有它的特色食物。

倘 若不在吃喝玩樂層面上思考，可以轉至生活條件層面。香港物質素來不缺，問題是你有沒有錢買。貧者似乎連基本生活條件也要頭痛。學生好不了多少，要供付基本 教育，即小學、中學、大學，勉強是可以的。但是這並不足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要知道，在香港，「理想」是類近在中環擺賣的高檔貨品。以 志願做大律師為例，要達到既能糊口又能伸張正義的階段，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九年，需要的金錢大概二十萬以上。跟歐洲朋友計算以後，他們的反應大抵都是伸一伸 舌頭，說一聲:「加油。」

芬蘭是一個重稅國家，有錢人什至要將一半收入納稅。曾經問過芬蘭友人:「這麼重稅，沒人反對嗎?」 「反對故然有，但不礙事，因為不是主流聲音。」身為一個香港人，對此難以理解，因為我是喝不干預政策的水大的。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人需要為生活惆悵，大 夥兒可以廉價享用高級的醫療服務，還有種種社會福利。因此在芬蘭，清潔工一直缺人，因為大家一則生活有保障，二來覺得薪資不及其他工種，不屑找這種職業。 不過要知道，一個清潔工的時薪也有九歐元(九十港元)，而每餐飲食便宜的只需四歐元；另外，工人權益受到嚴格保障。在香港，這是奇蹟。

學生更是愉快，上大學是免費的。學生可以自己決定修讀時間，政府負責出錢。大學擁有餐店，藥房等，學生優惠多的是。換句話說，芬蘭可算是與烏托邦很相近的國家了。香港怎地也比不上。

縱是如此，我還是心繫香港。我想原因是我愛的人都在香港－朋友，親人，是他們令到本來淡而無味的消遣節目變得有趣；是他們令到覺得香港生活無論壓力多大也不再重要。這或許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意思吧。

給劉遵義校長的一封信

劉校長:

在致力令中文大學成為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這方面，您一直不遺餘力： 加大力度用英文授課的國際化；破除舊建築，以一幢幢現代建築群或是一條條行人輸送帶取而代之的國際化；即使新建的書院佔地只有數個網球場也矢言要擴大的書院制，處處皆可以見到您的苦心孤詣。反對您的學生，也太滋事麻煩了。

感謝中文大學有交流生計劃這個玩意，讓我可以闖闖世界，近距離的感受下什麼是傳說中的國際化。

若 論校舍設計，其實我們中大人應該感謝您。與芬蘭相較，我們的校舍其實不需要談什麼國際化，因為已經走在前方。以芬蘭的老牌大學赫爾辛基大學為例，它沒有什 麼校舍可言。它的建築群散落在市中心不同角落，外貌與普通歐洲建築無異，若非看了地圖，很難發現這就是大學－還要是一間有百多年歷史的大學。中大不同，它 有個性多了。從馬安山遠眺，在山崗之上，在綠林之中，有一黃色巨柱，它就是蒙文偉樓了。又或是乘坐校巴時，會經過一個巨型、波浪型的、七彩繽紛的、plasma般的建築，那就是新建的中央實驗室。這些建築都令人看眼難忘，令人不禁想：為何中大可以這麼有性格，把不相襯的東西都共冶一爐，有如盆菜般？

中大的行政管理也是勝一疇的。在您的領導下，那種快刀斬亂麻，那種離棄選舉改由中央集權的委任制，比芬蘭的有效率得多。您知道嗎? 芬 蘭大學生的勢力很強。他們之中有幾個學生組織，每個大學生都要選擇其中一個加入成為會員。這些組織擁有物業，包括餐館。他們可以多方面的干預校政，大則擁 有選校長的否決權、對大學興建計劃的否決權，小則可以決定圖書館要購致什麼書、要買多少部咖啡機。當然，壞處是有的，那就是「行政慢了很多」，芬蘭友人如 是說。聽到這些，我睜大了眼。選校長，參議校園發展計劃，中大學生從不需要理，也無從理，因為學校管理層說學生不懂的東西多的是。「有什麼好驚訝? 這就是民主，最基本的民主。」芬蘭友人說。這在您聽來，也許會不以為然，因為這些東西沒有市場價值。

記 得曾經問一位到來中大交流的芬蘭生對我們印象何如，他說：「說的東西，想的東西，做的東西，大抵都是一樣的。」芬蘭的學生很不一樣嗎？「對，他們有個性多 了。相較起來，芬蘭學生懶，但有創意。」另一位芬蘭大學生解釋說：「也許是因為這裡學生可以參與的事情多，從中學到的事情也多，例如管理技巧，解難能力， 腦內點子也多了。」結果，在沒有個性的校園裡，沒有高效率的制度下，孕育了一批有個性的人材，孕育了Nokia；香港也有人材，不過大都精於掘金，拼命追買Nokia最新款。

原 來，大學的質素非由製造機械人的多寡來決定，非由校內後現代建築的多寡來決定，非單由您和下屬決定的遊戲規則來決定，而是應把學生在大學中的自由空間計算 在內。換句話說，學生積極參與校政，大吵大鬧高呼不滿不是罪過。當然，這當中不乏改善之處，但總比當用功聽話的獵犬強。

看到這裡，也許劉校長會皺眉，然後說：「我說的國際化是指與英美名校看齊。」為什麼要局限於英美名校? 因為它們有諾貝爾獎得獎者？赫爾辛基大學也有。因為它們的R&D做得好些？芬蘭的R&D在世界是相當著名的。因為它們有很強的創造力？世界對芬蘭的設計、建築以及IT也讚譽不絕。您的這下皺眉－如真的有－很有意思，因為它提了一個問題：什麼是國際化？我們在往哪裡走？

在他鄉的一舊蕃薯

文化差異

一天晚上，與巴西同房閒談。他說得眉飛色舞，因為他剛搭上了一個芬蘭美女。

說起識女仔，他談起了週五在我們家舉行的派對。那天晚上，人來人往，男的女的，什麼國家的都有。大家在強勁音樂下，也都喝得醉醺醺。同時間喝了啤酒，voaka，德國、加拿大的不知什麼酒，我也醉得不得了。

「那天晚上，她跟我的同鄉來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巴西同房指著電腦熒幕的相中人說。我認得那個女孩，她是個芬蘭人，予人沉默寡言之感。

「她這麼沈靜，你同鄉又跟她初相識，如何做到這樣的閃電戰？」我問。

「哈，她靜？才不。那天晚上，她不斷跟男的聊天。你看不出來嗎？她來party是為了覓食。」心中正自納悶：「原來她只是沒有跟我聊，X。」

續問：「你如何知道她在覓食？」

「當你跟她們談話時，她們的一雙眼會有如歌劇中的字幕，浮現了『來啊，來啊，來啊……』的字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出動了。」

聽到這裡，立時有點釋然。記得那天晚上，有個伊朗女孩跟我說話的時候，一對眼睛水汪汪的，很頂癮。當然，那時我不知道她的一對水汪汪眼睛正表示她肚子餓了，所以沒有做什麼。

當巴西同聽到這件事後，也就說：「浪費！下次不能再這樣了！」他續說，同屋的德國佬，加拿大佬也都泡了妞兒，上了床，所以要「be a man，拿出自信來！」

自小在華人社會長大，常聽說的道理是男女授受不親、禮法，又或是專家說的在初中推行性教育可能會異化為提倡性愛，又或是說婚前性行為實在太開放了。久而久之，便會築起道德高牆，意會性不是請客食飯的事，意會到隨便對女人摸手摸腳已屬無禮，更不用說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

巴西同房對中國的東西不什同意：「不要說中國文化了，這裡是外國，我們也是這樣做，也就不要迂腐了。Be a man！ 信心！」

一 個很好的問題，文化交流的時候，保留自身文化的底線該如何劃？ 顯然我們對信心的理解很不同。外國人指的信心，似乎不少時候也是繫於一棒，這在派對中特別明顯。但是，為什麼信心不能繫於辯論場上的一枝咪，寫東西時的一 枝筆，又或是拉小提琴時用的一枝弓，而非要繫於一棒不可？ 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性。中國文化老調唱的是先認識了解，後翻雲覆雨； 外國人視翻雲覆雨為對一個人認識了解的起步點，是否情侶不是重點。我們會說認識三個月然後拍拖也許有點太快；外國人拍拖的週期大概是三個月。

要選擇的話，始終比較喜歡中國人的一套。也許這一套太含蓄，太迂腐，但是我想談情說愛不是在超市儲績分，越多越好。逝水長流總是好一點吧。因此，對巴西佬的一套，選擇和而不同的態度也就足夠。

「你知道嗎？我十六歲時只懂讀書，不會泡妞兒。但是見到自己的朋友左擁右抱，我跟自己說，我要變。結果，三個月之後，每月平均有七至八個姐姐陪我睡。信心！」從「信心」短短二字，我感受到這位朋友的情誼，也感受到背後的文化差異。

象牙塔

初 讀政政，很迷惘。覺得讀的東西艱深難明，與現實很抽離。特別是政治哲學這一科，我們花很多時談概念，談理想；談正義，談自由；談民主，談平等。談的時候好 像很起勁愉快，但是回頭一想，卻又覺得這些道理有點不證自明，有點媽媽是女人的味道，有點文字遊戲的性質－利用文字築起一個理想國，然後樂在其中；若問， 如何把這理想國變得真實？聽到的答案多半是現實「邊有半斤八兩o甘理想？」

活在象牙塔的不真實，就有如說吹氣公仔Mary對著我笑，是因為有我相陪，樂得心花怒放。問題是，她沒給吹脹前，早已笑了。縱是如此，寫paper時還是挺起勁的，因為加footnote的感覺很過癮。

不覺，在政政已呆了三年時光。一直忘不了一年級上tuto時有人問過的一個問題－他問tutor：「你在政政三年，學了什麼？」Tutor遲疑了一會，才能回答。那一下遲疑，令我更有興趣知道為何世界上有那麼多人住在象牙塔，與文字玩遊戲。

日子有功，開始覺得象牙塔的產品不盡然是廢話一堆。人的行為大抵都是由兩部份構成：價值觀(ends)以及手段(means)。 比方說，我贊成政府任由窮人餓死不是罪過。因為自由萬歲，個人意志萬歲，政府要做的，是最低度的收稅以維持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應否從我口袋裡掏錢給窮 人，決定權應在我而不在政府。換句話說，政府收稅以接濟窮人是不公的，因為未經「我」的首肯。在例子中，個人意志大於一切是價值觀，低稅制是相應的手段。

顯 然，每種價值觀以及其手段總有可商榷的空間。象牙塔正正能提供一個五星級的家讓人埋首書卷，精細深入地理解分析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其倡議的方案。回應上例， 政治哲學中的社群主義會說，「我」的定義不只限於單獨的一個我，而應包括其他成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便有一份責任照顧貧者－如果我們喜歡說「我」是如此 重要。即使說「我」只能被理解為獨一無二的一個「我」，讀法律的或會說人有自然權（natural right），至少不應容許人餓死街頭。這些都是價值觀的不同解讀。若說手段，即使我們都同意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可商榷的空間依然存在，因為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芬蘭，香港，美國……

不能小看這種象牙塔式的理解。或許刻下會覺自身力量少得可憐，縱然知道這些也不會改變什麼。這很難說，因為每分每秒意外都在發生。一旦過程當中抱持了什麼立場，有了什麼理想，之後的路便可以很不同了。

若然覺得人生的意義用不著這麼複雜，不需要這麼偉大，只需簡簡單單賺錢養車養樓養女人養化骨龍，象牙塔依然有存在價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明天我釘蓋了，今天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儒家，佛教，古希臘，基督教各有自家的不朽說，很多象民都曾撰文思考當中的道理。讀讀它們，不會有什麼市場價值，但可以幫你想像你六十歲時的人生該當何如，從而調整自己的ends與means。

當然，我家在香港－一個講求實效實利的地方，因此平衡很重要：既要留意不同象民的作品，亦要留意自己的CV。若只沈迷象牙塔中，與隱敝青年其實沒多大分別。

記得當時那位tutor這樣回答：「我想，大概是思考方式有了改變。」聽來不著邊際輕不著地，其實不然。

快樂的貧窮？

讀過一句：「若然你覺得貧窮的生活依然快樂，你即便痛快地捱窮吧！」言語間不乏嘲諷之意。

覺得貧窮生活可愛，是在中五的那一年。那年到四川窮鄉僻壤考察，但見村童手執田裡的玉蜀黍，大口啃掉，滿臉天真爛漫的笑容；樂在其中之餘，仍不忘把玉蜀黍分給我們。成年人同樣生活優遊，坐在山崗之中面向廣林吹笛。那種簡單生活，那種閒適，那種融洽的人倫關係，令人看眼難忘。

那句說話，令我為之一凜。他們生活幸福，或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城市的存在，又或是無法想像城市是怎樣一回事，故此不曉得貧富二分的概念。

在芬蘭因為銀根緊拙，因而對「貧窮」別有一番體會。為了省錢，數口不精的我每天也要為飲食洗費好好計算，想想如何可以在一歐羅之內可完成一頓晚餐，吃的大都是通粉加芝士。但是想起在香港吃的豬頸肉、蠔餅、羊腩煲再加上一兩杯酒的滋味，真是吊癮得過份。銀根緊拙的生活，不但令我開始明白為何眾志堂的頹飯會受熱捧；那種因比較而來的吊癮感，更令我體會到其實窮並不可愛。

不在「食」的層面而言，窮一樣不可愛。上陶國璋的課，曾聽他引用過唐君毅的一句：「金錢是自尊的基礎。」說得很有道理。人天性好追求名利權勢位，為的是得到他人認同的那份安全感。「自我」一詞聽來悅耳，但是缺少他人認同這一部份，「自我」的意義便會便得模糊，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便是「我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自我」意識模糊，「自尊」亦會無從談起。若然欣兒聽到的盡是說：「你是豬扒。」想她也不會相信自己並不如他人所說那樣差，拿回一點自信。我們身在以「貯」為基調的社會，身份認同很多時與財富累積掛鈎。若然自身財富不足以應付生活基本所需，或是與大多數身邊的人作比擬，那種需要他人接濟的不安自卑感，可會是一種令人不耐的折騰。換句話說，窮不可愛，是因為我們活在城市中，活在比較中。

倘若我們是一些狩獵部落的一員，貧窮便不成問題。那些部落經常易地而居，哪裡有食物，他們便在哪裡落腳。因為常要通處走，每每起行之時，便要將多餘之物盡皆遺棄。因此，他們沒有「貯」的觀念。換言之，正確而言，他們不是沒有貧窮的問題，而我們那一套「貧窮」的觀念根本不存於他們的世界之中。

雖說如此，生在城市中很難說是一種罪過；活在比較亦有好處－文明的演進，正是因為有「比較」的推動。因此，求財不是萬惡；萬惡不萬惡的落差在於如何求財以及求財之後做了什麼。

Last day

情人節那天坐電車，途中有兩個小丑裝束的芬蘭人放聲歌唱。在香港，這是奇景，因為這樣做會惹人側目。不明所以，有個芬蘭女人對著我笑說：「今天是芬蘭alvel 考生的last day，他們會在市內通處走，派糖慶祝，所以他們情緒高漲。這是傳統。」

下課以後，走在街上，只見街道兩旁擠滿了路人，滿是歡呼的聲音。好奇之下，走了過去湊熱鬧。但見一輛輛大貨車緩緩駛過，上面載著二三十個高考生，尾隨的是警車。情景仿如解放軍駐港，所異之處是軍佬目無表情而考生則笑容滿面。不同的貨車都掛著不同的字句，例如「boss: your boss」，又或是模仿加士伯廣告：「xxx學校，可能係世界上最好o既學校」。

高考生們的打扮十分別出心裁。黑武士、忍者龜、蕃茄、戴上奇特眼鏡，應有盡有。沿途他們十分亢奮，有的大聲歡呼，有的齊聲不斷重覆：「mita kuulu !（芬蘭話，意指你好嗎？）」，有的則大聲放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喜歡向途人派糖—當中大都是波蘭糖，很不好吃的那一種。

途人的其中一個娛樂，就是拾糖。不要小看這玩意，因為真的很好玩很過癮。要多拾一點，方法有三：一是向考生大聲呼喊 --比他們更肉緊的喊。考生一旦見你狂如此，便會大夥兒一起喊，手像抽搐的向你撒糖。糖如雨般下來 的景象，令人看眼難忘；第二個方法是拋磚引玉。向高考生投擲一粒糖，他們便會投來四至五粒糖，回報率高至四至五倍。最後一個方法最為常用，那就是積極在地 上拾荒，這種方法深受小孩歡迎，亦最為欠缺美感。

忽發奇想，若然香港的last day也是這樣子，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景。大批高考生乘著大貨車在中環綬綬駛過，向途人派糖。途人當中肯定不乏達官貴人，若然可以向任志剛施永清或任何一位高官派糖，那種過癮真是永世難忘-- 因為發現原來派糖不是富人或政府的專利。車上可以掛上不同的字句，例如：「警察叔叔，我們不再傳閱裸照了。因為，我們要考高考了。」或者，「我們以前很天真很傻；現在我們長大了，因為有高考。」又或者，「打令，先刪掉房照吧，因為要騰空位置download marking scheme。」

歡呼聲中，大貨車慢慢遠去。留下的，除了手中的糖外，還有腦內的問號：為什麼芬蘭的last day 熱鬧如嘉年華，香港的則悲壯如上戰場一去不返？ 為什麼芬蘭的警察肯為這小孩子玩意開路，香港的只肯為名人裸照傷腦筋？

只硬不軟

新年與老娘通電話，她說：「香港人瘋了，初一至初三愈來愈多鋪頭不休息，終年無休。」

中 國人香港人素來視不眠不休瘋狂榦活為美德，休息娛樂似乎是一種毒品，愈為遠離愈好。這許是「勤有功戲無益」的意思。於是會考生高考生會每日苦讀十數小時， 視睡眠為敵人，為的是想成為狀元。抽一小時跑跑步，也覺浪費。上莊遇上比賽，不眠不休準備是道理。生活有點游閒，就得多找點東西做, 以免浪費時間，閒著沒事榦。最理想的日程似乎是一覺醒來，便要匆匆而行，營營役役，直到夜深，一覺到天明。然後，日復日，年復年，都是如此。

有次與德國人談天，說起之前的中國同房。他說，他們很勤力，學期還沒有開始，就已埋頭苦讀，party 不多去，也不多走出房間吹吹水。他很奇怪，為何我們這樣討厭娛樂休息。「你們不用勤力的嗎？」「不是不用，而是我們視休息與工作同等重要。」這就是鬼佬說的「play hard, work hard」。

歐洲人把這句說話記得爛熟。芬蘭不用過大時大節，也會定時休息。這裡，很多博物館在週日都會閉館休息，超級市場會在七時休息，unicafe也在七時休息。若然香港有樣學樣，聽到的只會是媽媽聲。「休息? o甘早?X街!」

曾 看過一段新聞，說一個印度人服食了偉哥。他似乎對這種藥物太過敏感，其小弟弟整夜拒絕做地球之友，昂首望著前方。由夜深到天明，由紅變紫，印度人著實心 慌，於是匆匆求診。想說的是，只硬不軟，我們視之為生理病態；只顧硬崩崩拚命工作而不懂放軟身子休息，我們卻視之為美德。奇怪。

健康的生活在於平衡，勤固之然有功，戲卻不能說是無益。我們生活字典中有太多的「為了……所以……」字句，太少停下來隨心而行的機會。當然，但說平衡，談何容易。

中國人

中國人足跡遍佈全世界，這是「尋找他鄉的故事」說的。

來到芬蘭，頗為感受到這句說話的威力。春節的時候，中國人如泉湧湧上街頭。閒逛的多，擺賣的也多。問擺賣的在芬蘭住了多久，大多二三十年。滿耳普通話，滿目是充滿祖國特色的表演與檔鋪，感覺跟在中國過年沒有多大分別。

中 國人不少，對我來說沒有多大意義。記得有次因為掘金心切，走上中國餐館找工作。剛到門口，侍應以為我是食客，笑容滿面，露出可愛的、黃裡透黑的兩排牙， 問：「多少位？」「您好。我不是來吃的，而是找工作的。」我不識趣的說。立時，我見識了什麼是國粹──變臉。笑容如北極光一閃即逝，然後矇起雙眼，深深的 抽一口煙，愛理不理的說：「老闆娘在裡頭。」

也 有一次，夜深時份離開派對，獨個兒為求過癮，由市中心步行回家。路途上，遇見一對中國老夫婦，急步走著。「是中國人嗎？新年快樂！」我搭訕說。男人把我打 量一回，滿臉懷疑的回答：「新年快樂。」然後走得更快。似乎，我給他的第一印象是，我是賊。可是，我自小沒有看過一個賊在打劫之前，會先花時間寒暄一番後 才彬彬有禮說：「我可以打劫嗎？」至少，電影裡的賊不是這樣子。一把刀，一枝槍，一句「要錢定要命」，然後換個鏡頭，受害人伏地而泣：「我老娘的醫藥費啊……」

亦有一回，在路上遇見中國學生，試著與他聊。「中國人嗎？」「是。」「在這裡讀書嗎？」「是。」「這裡好玩嗎？」「好。」我想起了pascal。那個program也是這樣子的。答案不會有一滴水份，言簡意賅。

不是所有的中國人也是這樣子，我認識一些中國朋友，很熱情豪爽，常說：「不客氣，中國人o麻。」

可是，整的來說，在異鄉的中國人不會見你是中國人而特別熱情。相反，他們會憑著無比的想像力把你想成一個賊，或是一個運吉的人。也許，中國人太聰明了，知道太多混混的法門了，慢慢，眼睛認的不是中國人還是他國的人，而是更有親切感的朋友，或許錢是其中一個。

曾署長很熱衷搞國民教育，說要多投放資源鼓動全城多愛祖國。但是愛是雙向的。我從來不愛一條咸魚，因為對著咸魚說上千篇我愛你，它的眼睛也只會望著同一方向，不把我放在眼內。可以用錢購買的愛，只有企街的人可以給予。但願國民教育不是企街教育。

捨起了的筆

來了芬蘭當交換生以後，逐漸重拾我手寫我口的興趣。

記得小時候，百無聊賴時就會拿起筆、幾張原稿紙，很有興致的寫文章。寫的題材廣得很：一次, 母 親送我一枝墨水筆，很美，也很好寫，歡喜得不得了。整天提著它，動不動也在寫字。。結果，不小心把它掉在地上，筆嘴先著地。用不了幾天，筆就正式死亡，這 對我小小的心靈來說，是多大的震撼－那種震撼與成年人見到股市頃刻間上落五百點並無分別。心中一股煩悶，便寫了篇「墨水筆」。又有一次，在九龍公園見到小 時種的幼苗已變成了一株小樹，外貌全變了樣。那時諗初中，還處於喜歡扮大人的階段，於是便「感慨」一番寫文章。

那時寫文章不為什麼，純粹出於我有所感受想寫下來。

後 來大了，這個興趣給丟掉了。我想，原因大概有兩個：第一，人大了，受教育多了，變得聰明了，成了道地香港人－知道但凡做事沒有回報，也就不要榦。於是除非 跟我說不寫好文章上不了大學，否則我也懶得寫。最重要一點是，即使想寫，也有心無力－因為不知道生活中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值得寫。

也許是因為大了，多留意多關心的，不是周遭的人、事與物，而是自己。試想像，當一個人每天都對著鏡子，然後寫自己是全世界最帥的人，總有一天，他會覺得這個世界很悶，不知有什麼可以欣賞。此時此刻，華麗辭藻用不上場，因為文章的靈魂缺了席。

現在不同，來到他鄉生活，事事都覺得新奇。突然之間，覺得這個世界很大，覺得世界本身不存有趣不有趣的分別，而在於我們願意花多少時間理解它，覺得不為任何目的做一件事很自由很愉快。

苦瓜

小時候不愛苦瓜，因為味苦。母親卻老愛煮苦瓜，這使我小小年紀就知道什麼是自我激勵，或是欺騙。「加油啊，o甘好味o既o野食，邊到搵？」自己卻難以相信，最後趨於務實：「聰明d，好唔好？望下老娘個樣！」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我把苦瓜吞下。

大 了，也就不再介意苦瓜味苦。原因大概是生活經驗多了，苦澀之感隨之而來，愈來愈重。源由來自欲求愈來愈多。小學的時候，或會眼紅在「麥當勞叔叔話」中高興 拿著禮物的小伙伴，或會用盡腦力游說母親動用資金買紅摩打，好讓我的四驅車百戰百勝；中學的時候會渴望拿獎學金、拔尖、當學會大佬；大學的時候想要的東西 更多，美女、好工、上大莊……

當 得不到渴求的東西，苦澀之感便如泉湧。有如心儀一位有氣質的美女，但是最後卻只能遠觀，好夢成空。原因大致上可分為三個：一，她有男朋友；二，她覺得你與 愛用硫酸洗面無疑，外表不堪入目；三，她覺得你什麼都好，只是你還不配當她杯中茶葉。更無奈的是，往往你能夠肯定的只會是你不能肯定哪個才是真正理由。那 時，你剩餘的只有親吻著的大地，以及發夢的殘骸。與這些相比，苦瓜也就不算什麼。

智利同房老說：「no pain, no gain」。 他用了十年時間，練成了單手引體上昇、單手倒立、雙桿上倒立。他的這句話為連做掌上壓也感吃力的我，留下極深印象。於是吃苦瓜的時候，我會想：「吃苦瓜有 益，可以清熱毒，去暗瘡，消減我那用硫酸洗面的痕跡。」；吃黃蓮的時候，我會說：「成功之前，先拜會問候它的母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此，現在見到苦瓜，會二話不說把它吃下；嘴嚼之餘，更會細味它甘苦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