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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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給我們什麼印象？一堆人，有規律地掘金、返學。每天都十分熱鬧，有很多人也有很多車。閒時shopping很過癮。

如果現實生活中的城市與sim city差距不遠，那我們每一個人的性質就應該是一個個過客，一個個等order的生物，一個個等玩家折磨的可憐小綿羊—一旦玩家按天災，便會有一堆人可以與馬克思見見面。

我們在城市裡，是一隻隻不顯眼的螞蟻，不太講「個別」。中學時有個想法，那就是嚮往大學生活，因為大學很自由，作息時間自己決定，做什麼自己決定，在哪睡自己決定。然後大了發現大學的確是一個好地方，不過愈來愈體會選擇是另一個Gucci。要投身社會搵工，發現可以搵的都是主流工種：公務員、商、金融，而且選擇的時候，通常「興趣」的地位與社會中外判工人的同樣的低。再想像工作的日子，很有回到童年的味道—有lunch time，番放工時有序，日日如是，不同背景不同世界的人的生活大抵也是如此—好聽的說法，是有規律；不好的，是routine。這種生活，與中學相差很遠嗎？

今天聽了這樣一個說法，看看我們的CV。把它濃縮了，是什麼？是我們掘金的能力，是我們的productivity。然後這張CV可以說是你的身分證，決定你是叻人還是膠人。把什麼音樂比賽、懂詩詞歌賦、愛寫書法都寫上？很可能會換來一聲：「哈哈！白癡仔！」沒有人會當作一回事。

呆了。「我」之所以為「我」，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是labour？還是因為我們有「我」的獨特性？

也許，我們覺得這樣的生活毫無不妥，是common sense。但是，註定我們在城市裏的角色就是這樣，每天跟從「規律」，個性不見了嗎？

上課看了這段video。講話的鬼佬叫David Harvey，是一個人類學家，喜歡說一個人在城市裡的角色該如何、一個理想城市該如何；問的就是城市屬於誰？有錢佬而已？還是人人有份？他提及了right to city，他說了We make the city, we make ourselves。說的不只是政治，還包括了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的每一天---怎樣才算過癮？

也談愛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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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一個活動，到了廣州，聽一個書記發言。

「我們的祖國發展非常快，才三十年，就有了今天的模樣，這是非常偉大的成就。」老調子的祖國頌辭，起初聽來剌耳(也許是因為有殖民時代的媚外根性)，但是現在親眼一看，也不是毫無道理。參觀了製衣廠、印刷廠，廠房潔淨，外有排污設備，寫字樓舒適，與香港相距不遠，什至更好；論硬件，可說是進步神速。「未來三十年，希望你們都回祖國，好讓在偉大成就中，能留下你的一分力。」嗓門越來越大，慷慨激昂。坐著的聽眾，大都是來自新加坡、加拿大、美國等地的青年華人。

一位出生在新加坡的姐姐舉手提問：「見到中國有今天，我很高興。但是你說祖國，對不起，我只有一個，那就是新加坡。我與中國的關係就在於：它只是我文化的根。我為什麼要回來貢獻？」一個觸動神經的問題，有個活動搞手皺著眉凝視她，像在說：「姐姐，你無o野呀？」

楊鐵樑亦是其中一位座上客。大家發言提問以後，他便走出來，邊踱步邊用montone說：「我們先不說patriotism，只談loyalty。剛才的提問說因為身為新加坡人，所以不知道為什麼要回中國貢獻。但是，問題是為什麼loyalty只 能適用於一個國家？如果你說你的文化根源來自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對那裡的人有一份情感？比方說，四川大地震發生，即使你是新加坡人，但基於本是同根生，你 對當地人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很濃的切膚之痛，繼而募捐什至自發籌辦活動賑災，會與你新加坡人的身份有抵觸嗎？以前我在英國有個朋友，他是個英國華人。一方 面他是個很好的英國公民，奉公守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不了西方文化，從飲食到書畫，他都忠於中國文化，他還想著中國。這個例子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loyalty同時應用在兩個地方，不行嗎？住在異地，對祖國留有一份情感，不行嗎？」

很 混亂，什麼是國？「中國」或「祖國」指的是哪一個中國？五星紅旗的那一個還是文化源遠流長，五千年內不外侵而只陶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那個中國？從新加坡人 的提問到楊鐵樑的回答，可以有這樣的理解：「愛國」指的國不只是拘泥於「國籍」而已，它還包括身份、文化認同的來源地這個意義。所謂身份、文化認同，可表 現於較令人骨痺的稱謂--「同胞」，或較通俗的--「自己人」。國藉與身份、文化認同的分別在於前 者只是行政機關的一種產品，即使同一膚色，操同一種語言，有同樣的生活習慣或性格特質，可以因為持的謢照或身份證不同而有不同的國籍。後者的意義正正超然 於「國籍」。身在芬蘭時，後者的意義來得特別深刻。當身邊的同房是巴西佬，德國佬，劈酒如喝水，與女人變變變生命力如食飯般平常，同是比較含蓄，同是愛吃 餃子，同是懂中文知道什麼是三國演義的中國人便給我一份很濃的自己人感覺、很有親切感，亦很實在的知道自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人。因此去旅行的時候，會很自 覺地把中國文化與鬼佬的相襯，然後更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讚不絕口，繼而有一份沾沾自喜之感。在這個體會的過程中，護照上「國藉」身份不曾扮演過一個角 色。楊鐵樑想說的，也許可以用以下的文字概括：“Patriotism is not blind obedience to, or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loyalty to the country or its people.” [1] 更進一步的說，不要混淆國家與政治體制（government）兩個觀念。前者可以簡單指具地區性的團體，具永恆性；而後者是國家的一部份，只具暫時性。[2]以下例子可以解釋兩者分別：不論在清朝時或是共產下的中國，位置與人的特質風俗一脈相承；不同時代的中國是「國家」，清朝與共產黨是不同的「政治體制」（government）。換言之，我們大可以說「中國」或「祖國」指的是文化源遠流長的那一個，文化根源足以構成我們對祖國的情感以及loyalty。既然我們說的「國」不是說「政治體制」（government），那麼該新加坡姐姐對兩個地方存有loyalty並無不妥。

有人可能會問：「中國以及中國人如此醜陋—衛生不佳，拜金視人命如糞土乃至有毒奶粉事件，人權屢屢被擠壓，例如上訪人士被無理拘留而不能與外界聯絡，諸如種種，為什麼我們還要愛國？」

縱 然現在中國在一篇頌讚聲中快速「崛起」，的確，進步神速的是硬件而非軟件，國民道德思想水平以及服務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近來毒奶粉事件可說是為這句話下 了注腳。上一回大頭毒奶粉事件發生之後，同樣的無良，同樣的推卸責任，同樣的拖延消息匯報再次出現，令人心痛的程度遠大於奧運來的民族自豪，很有一股說： 「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衝動。

但是，「愛國」--或許準確一點說，「愛」--從 來不是輸打贏要的一回事。不能說，愛的對象要幾近完美才配愛。這個動作，只有高級援交才會做。曾聽說過，一位母親的丈夫不停打自己的女兒，她無法阻止，但 又不跟丈夫離婚，讓這種事情繼續發生下去。當女兒的，大可找理由憎恨她媽，憎恨她媽見死不救，不肯放棄她殘暴的阿爸。但她沒有，也許是因為似終是她媽。最 近，大學週會的講者是程翔。他因為試圖盡一己之力，促進兩岸交流，而被指控泄漏國家機密，被判刑三年。放刑出來，演講那天，他郎聲說：「在獄中的時間讓我好好反省這輩子所做的幾次重大決定，包括被捕前做的工作。最後，我沒有後悔……我有一個願望，就是努力讓祖國有自由！」出自一個被國家禁錮三年的人之口。這就是愛。

又有人會說：「即使我想愛國，實際上根本愛不了。我認同上述『國家』的定義，但現今的中國，黨國不分，根本把政治體制與國家混在一起。可是，共黨遺禍不少。南京大屠殺，死的人以百萬計；十年浩劫，死的卻以千萬計。這樣的國家，怎能愛，怎能為它效力？」

對這樣的說法，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真有中國人這身份的自覺嗎？對這個地方對這裡的人事物真有感情嗎？如果我們有感情，定必會用不同方法試圖改善眼見的問題。改革的方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革命，推翻共產黨現有政權，另起爐灶，按我們的理想打造新社會；二. 在共產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改良。換言之，是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與層層遞進 (gradualism)兩者的分別。對於前者，我認為不是良方，因為我相信「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未當權之前，我們大可作出很多美好承諾，但上場以後，卻可能會隨時翻臉。攻進北平前，解放軍把地圖放在著名建築家梁思成面前，讓他圈出該被保留的古蹟。解 放軍對文化遺產的重視令梁深受感動。後來，解放軍解放了北平，要發展城市，於是再把地圖放在梁面前，請他圈出可被拆的文物。他心痛之情，可以想像。俄國本 身也是一個好例子。十月革命，革命份子懷著激情推翻專制沙皇，然後以另一種專制重現世界，在史大林領導下，很多異己被殺。因此，比較好的做法是採用較包容 的心態去逐步改良現制。當然，包容指的不是姑息養奸，而是我們容許共產黨繼續存在，同時不認同其一些做法而努力在各方面作出貢獻，例如監督共產黨，務求最 終政制能從上而下的開放，引入更多民眾參與，減低官員因欠缺監察而出現的腐敗情況，改善民生。[3]

對於實質貢獻國家的建議，本文著墨不多。本文主要闡述的是什麼是愛國，然後討論在看似黨國不分的中國，為什麼我們還要保留一份關愛，盡力貢獻。原因是聽得太多對「愛國」這詞彙反感的言論，因此想指出其實我們可以開放一點思考「愛國」，不為它扣上帽子，不存反感。當程翔被關起來三年，如今仍積極想辦法改善國家言論自由狀況，洋溢著一份愛國情懷，我想，我們也不能置身事外—如果我們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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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BROSE LEUNG, Anson Chan enters patriots deba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4)

[2]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 Palgrave Foundations, 2002)

[3] 這是否與支聯會的意思一樣，即結束一黨專政？未必，初步的想法是，是否可以改變黨內幹部的選舉方法，令其認受性有所增加？【天葬】作者王力雄就曾提出了遞進民主制，詳見其著作【溶解權力】http://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37666

五四那一年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背棄了中國。原因是美國總統在六十多個中國代表在場的情況下同意英國首相與法國總理等人的意見，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歸還日本而不是中國，令中國領土不能完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廣場。

來 自十三個地區大學院校的三千個學生手持用布和紙做成的大幅旗幟，一幅上面寫著親日內閣閣員名字的輓聯，緩緩的由天安門廣場往東交民巷西口的外國使館區前 進，抗議巴黎和會與和約。一路上，學生鼓勵民眾不分職業階層，一起加入示威行列。當時群眾雖然受到警察阻撓，但仍然包圍與日本協商巨額借款的內閣官員官 邸。部份學生強行破窗入屋，放火燒房。有一些學生發現了其他躲藏在府內的政客，便將他痛毆至不醒人事。那天，死了一個學生，三十二名學生被捕。

接下來數日，北京的學生及其幾位師長重整旗鼓，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結合北京市內中、高等學校與各大學院校學生的力量。聯合會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男女學生一起集會，並正式主張男男女合校，作為男女分校之外的選擇。

這種大規模的學生組織觀念快速地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地區流傳開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全中國超過三十個地區的學生聯會代表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會」。

在 那時期，新的刊物與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目標在於向市井百姓宣揚理念，分析各類文化與社會問題，從而令更多人思索積弱、於清後混亂不已的中國應該何去何 從：怎樣才能構成現代新中國？應該如何重新理解中國文化？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又應採用什麼樣的價值體糸？用上的研究方法很多，有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史學 等方法。那時期學生對將來的寄盼反映在刊名上：【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以今日的目光，這些動作純屬法國大餐多舊魚，不及掘金實際。

那年代的學生激情，可以用詩人郭沬若一首異常骨痺的新詩作結：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energy的總量

激情背後，並不意味當時社會的求變改造工程進行得暢順無阻；相反，如棄醫從文的魯迅的悲嘆，迷信與冷漠令中國進步變得如此艱難。縱是如此，他沒有重拾醫刀搵真銀，而是堅持寫下一部又一部的經典著作，希望通過嘲諷口吻喚醒國人意識到自身文化缺陷、鬼佬比我們優勝得多的危機感，因為他說：「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這就是五四運動那團火的燃料。

論 社會大環境，香港與當時中國有幾分相似，當然，層次有大不同。經常聽見「香港缺乏長遠計劃」、「香港只有錢是核心價值」、「香港很快便會給取代」、「在香 港窮人不是人」這類聲音。可見「國際都會」背後，問題叢生，我們與當時中國一樣，需要變。不同的是，這裡沒有學生參與社會的激情。就算有，只有少數人在努力：參與社運，或是三十樓上的青年在出版界努力，努力用筆桿像當年【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般既教育大眾散播思潮又試圖議論之後尋找新方向。在推動社會改革上，他們不是常規軍，而是零星攻擊的游擊隊。更多的人只會呆在一邊，認為這些問題不是大問題，或是乾脆說一聲：「關我mud Q事？」又或是說：「改革係政府o既責任。」這個時候讀五四那一幕，特別驚嘆當時學生對社會推進的一團火。

有個mentor，是一份報紙的副總編輯。有次他說起火紅年代自己參與學運的經歷：「當時政府要殺校，殺金禧中學。 我當時是學生會成員，而且覺得政府做錯事，所以與其他成員到金禧抗議。當時差佬說：『邊個過界，我地就拉邊個！』我們先是猶疑了一會，然後在場的所有人， 當中有很多學生，便一起越過界線阻止政府封校。」「也許你們當時搞學運不及現在般代價大，所以你們才能豁出去。」我說。「不全然是。當時可以讀大學的比現 在少得多。因此家人對我們的寄望更大：好不容易才能成為大學生，若然因為抗議而被拘捕留案低讀不完大學，家人一定會躁狂，這就是我們先是猶疑的原因。」那 年，學生不只抗議，學聯在政府沒有給金禧復校的情況下動員二百多名大學生，給失學的金禧學生在暑假補課。更加驚嘆。驚嘆的是原來香港的大學生也曾有團火。
是 的，曾有一段時間，大學生是社會很大的推動力。六十年代初，是學運萌芽期。許多由青年學生組織的文社突然間像雨後春筍般出現，每個文社都有一個刊物，但 每個刊物表現出的志趣並不相同，有些是純文藝的創作；另一些則開始對香港以及中國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表示了關心和興趣。文社之外，還有「大專學生社會服務 隊」。他們利用假日，義務為木屋區的居民，新界的一些村民，修路築堤壩，改良他們的居住環境。一方面也趁此了解揭發香港社會基層的真相，他們同時又出版刊 物，舉辦討論會，分析研究香港社會的各種問題。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學運經歷了「大學校政改革」、「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衛釣魚台」與「反貪污、 捉葛柏」等運動。專上學生聯會提出了「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口號。同時間，學運裡出現了「國粹派」、「社會派」、與「託派」之間的爭論。

現在，社會對我們大學生而言只是一個符號—可 以是一個問號，或是一個感歎號。問號反映社會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大學充其量是一間職訓中心，裡面很多活動只為掘金技能鋪路，人生哲理是可以有高人工就是 叻仔一個。感嘆號也許只是反映了社會這遊戲真夠難玩的埋怨，一個又一個的專業認可，無盡頭的考試。當中參與學生會關心社會搞社運的，或多或少被視為畸胎搞 搞 震。與五四時，六七十年代大學生的形象剛剛相反。很汗顏，雖然我沒有視他們為畸胎，但是成了潛水份子，沒有加入他們一夥，因為怕露械以後惹禍上身，找工 難。

那些英雄片例如蜘蛛俠愛說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我們有沒有想過，大學生這三個字背負了什麼能力，什麼 責任？可以發揮什麼樣的能力，可以對社會負起什麼樣的 責任？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生，更應想想這個問題。可以想像，在社科不受重視了解，讀社會學就被認為會當社工、讀政治就等於會當區議員的香港，很大機會找的 工作與所學無關。於是工作幾年之後，我們的記憶漸漸空白，或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雇員，但那時候我們也許跟沒有讀過大學所差無幾。我們花了多少個晚上讀經典 論述、花了多少時間痛苦地構思論文present、花了多少時間在導修課中幾近跟同窗絕交的討論社會議題、什至花了多少時間煩惱如何到外國繼續讀政治，讀社會學，或是讀其他社科科目，原來只為一時過癮孤荒自賞，不是為了現實所見帶來、蘊釀改變，甘心嗎？

我們應該是不甘心的。若不，不會總是聽到社科人牙痛般埋怨說社科不受重視，香港人真膚淺。但同時間，我們容許自己與那些他媽的主義淡淡交會過，各不留下印，不想想辦法，如何把我們學的應用出來：最簡單的，可以效法五四那班學生多讀不同的書多寫文章在不同媒介把不同理念宣揚出去，刺激討論、參與討論什至改變討論。或者，有人會認為我們是初哥，這樣做只會獻醜。如果我們抱著扮權威的心態，向社會一眾人說XY主 義而且一抒己見，一定心感壓力，因為你在表演不能出錯。但是我們要表演嗎？ 我們讀的東西原來就只有這個用途嗎？若然如此，我們當然要閉嘴。也許，我們有很多事還不了解，有很多難題提供不了答案。但是，不要自卑感作崇，看不起大學 生這三個字。對問題重心的分析，對求變方向的各種可能的摸索，我敢說，我們還行。也許，這就是處於國難的五四大學生毫不猶疑地向眾人撤下種子，努力推動社會改革—儘管國人的反應是冷淡或是對他們所說過於迷信—的原因。

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協助建立公民社會，把不同思考框架應用於討論之中。Roundtable、進一步出版社、上書局、InMedia等等都在為這個目標努力。但是慢慢地，中堅分子都會遠離青春，需要後面的人接力。很可惜，我們沒有主動伸手接捧，而是說很忙很煩很累，然後心安理得地放棄我們的一點點能力賦予的種種可能；同時埋怨社科的倒楣、他人的有眼無珠。

望著五四那一年的大學生、再望著六七年代的大學生，他們對社會的承擔令我說不了話。我不敢說自己是大學生了。

廣耳

之後不妨揭下

1. 香港專上教育的探討, 鄭宇碩, 明報月刊出版社, 1981

2. 追尋現代中國, 史景遷, 時報出版社, 2001

柏林的塗鴉

柏林有個Free Tour 叫Alternate Berlin，標榜的是帶一眾遊客到橫街雜巷看塗鴉，感受柏林生活的另一面。聽來很有趣，於是到達柏林的第二天，著名的景點還沒有去，就看塗鴉去。

柏林的塗鴉跟blog的entry一樣有不同類別。第一站我們到了一個很普通的住宅區。原來，前身是左翼恐怖份子的大本營。至今，左翼份子仍然與政府對著幹。走著走著，見到一幅巨大的牆，上面給塗了一幅巨大的畫。畫中描繪了共黨人心中的理想國：沒有階級，沒有benz，大家快快樂樂活下去。聽說，政府曾經有意給這一帶大掃除，不過給左派人仕阻撓了。

欣賞政治類塗鴉以後，我們轉移下一站：愛情小品類。「這個I Love You, Linda的作品在芸芸塗鴉中非常突出，經常見到。」領隊拿著書解說了一番。這是一個痴情的主題，很多時畫了同一個主題人物以後，作者總要加上一句：「不要離開我。」多愁善感的大眾看後感動不已，紛紛討論Linda應否這樣狠心撇下作者不理。更有善心者大聲疾呼：「Linda，回他身邊吧！」後來，不知原因為何，有人突然清醒了，問了一個問題：「真的有Linda這個人嗎？」鬼佬真可愛。

接下來我們觀賞的是動物世界，地點是安娜展覽館與二戰猶太盲人工作坊旁的一道牆。安娜是【安娜的日記】的作者，而那盲人工作坊的老闆偉大程度不亞於舒特拉，二戰時秘密收容猶太盲人，令他們倖免於難。在這兩個地方旁邊塗鴉，就如婆婆與短裙的crossover。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牆上的一隻大老鼠。它像剛吃了春藥，亢奮非常，寶貝長度與身長大致一樣。

有幾處樂土專供柏林人塗鴉之用，例如納粹黨棄置的大廈或是前火車站。納粹黨棄置的大廈已易名為Tachele， 當年是納粹處決犯人的地方，如今裡邊進駐了不同的藝術家。大廈外邊是一個人造沙灘，有幾張沙發，沙發後擺著一架廢棄的，給塗滿了塗鴉的美國熱狗巴。步進大 廈，黑沈沈的樓梯同樣畫滿了塗鴉，給人一種柏林人皮質醇偏高的印象。至於前火車站，現在路軌給拆掉了，不過依稀仍可看見舊日的痕跡。那天去到，見到幾個柏 林人在這裡塗鴉，心中讚嘆：「柏林政府真過癮，這麼大的一塊地皮不收回，讓市民有渠道降低皮質醇。」

柏林的塗鴉處處令它變得很有生氣，很有創造力，也顯示出這個城市的包容度何其高。香港塗鴉的人似乎不多，經常聽到的名字只有曾灶财。2004年，他的作品在蘇富比拍賣。有人說，他是土藝術家。他的塗鴉出現在具有高度文明的香港城市，營造出一種原始和文明的強烈對比，為人熟悉和感到親切。有人說，他所寫的字不值得稱為“書法”，因為根本就不懂他的書法內容，而且字體跟傳統書法的標準實在相距太遠。不管如何，今日我們已很難親自判斷，因為他很多的真跡已因「有礙現代都市觀瞻」的理由給政府抺淨了。

我們說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可是，我們連一個人的塗鴉也容不下。這也許是我看見柏林的塗鴉以後最大的感受。

一個夢

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感動了無數人，令人明白原來發夢威力如此巨大，如此可愛。

2007年，一位患癌瀕死的教授開了 一個last lecture，說明發夢有多重要。最近，他出書了，書名正是last lecture，繼續宣揚發夢精神。

2009年，會是我的畢業年。積極狩獵工作填飽肚皮會是我其中一項主要的課外活動。想發什麼夢？如何實現？好問題。

最近，讀葉健民在信報的文章，以下幾句令我印象很深：「『管治』（governance）一詞本身就有超越政府（government） 的涵義，意思就是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能單靠政府，也有賴公民社會的協作。故此如何去壯大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提高管治質素的重要考慮。可惜的是，不少公 民社會的活躍分子一直以官民不兩立的簡單思維去思考問題，認為任何與政府的合作只是出賣靈魂、放棄原則，完全不應考慮，但現實是，沒有公共資源的配合，沒 有政策的推動，要改變社會現狀，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故此欲以政治為志業的朋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促成這股協同力，其中包括政府應如何在軟件及硬件上去為 公民社會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以及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平台去發光發熱。」可以用甘迺迪的名句作簡單概述：「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最近，社會有很大的聲音指罵政府在通脹問題上進退失據。始終覺得，把問題訴諸於感性的闡述與服用春藥分別不大；罵完之後、藥力過後，一切便將如舊。關鍵是我們認為什麼才是「恰當」的解決方案？ 短期派錢嗎？可以預見仍然會有很多人認為這並不足夠，因為這個方法治標不治本，派錢以後在職貧窮，住板間房的仍然大有人在。更什，短期派錢阻擋不了越來越多窮等人家到公司飯堂討飯吃的趨勢。要注意的是，貧窮問題不是從石頭裡爆出來，只不過通脤令這個問題更加刺眼。長遠而言，要 從根本處改善窮人待遇，我們要考量的是政府的理財哲學；然後看看可否從那處下手推動改革。素來，政府行的是小政府思維，盡量對市場作最低度干預，因而與福 利國家例如稅率高達六成的北歐五國完全沾不上邊。中產與有錢佬對這種思維很受樂，因為錢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政府干預越少（例如不收重稅），他們掘金的空 間與機會便會越多。以錢至上這個核心價值隨處可見，例如討論應否清拆天星碼頭，有人會問它值多少錢來量衡；討論西九，有人會問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搞文化； 討論能否在香港增加休憩範圍，得到的答覆大概會是：有什麼成本效益？換言之，香港是一個實是求是的地方，講一些「虛無」的價值，例如一個公正的社會該如何 設計，窮人可以有什麼權利等等很可能被視為與青山一眾住客的話題。期望社會有足夠力量推動香港政府認真檢討其理財哲學什至作出改變似乎還是遙不可及。既要 政府令窮人生活過得更好，同時暗地裡與政府理財哲學不謀而合，這種矛盾是香港社會你與我過癮的地方。

此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句話變得更為響亮。徜若我們真的不滿社會現況，真的想求變，我們不能把球踢向政府而已。我們要問自己，自己信哪一套，為什麼要信，如何實現所信，不斷相互討論，以致有成熟的思維與政府討價還價或是合作。那即是說，我們要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畢業 之際，在想，不想因為在社會工作久了便忘了在大學學過什麼，忘了心中抱不平的一團火。因此，便有了這個地方 (砲台山學會)。我們看似力量單薄，但至少，多了一個平台，多 了一個空間討論，因而多了更多的可能為社會做點事。這是一個很天真的夢，也許，五年之後，我也會對這個地方嗤之以鼻。但是，不管了。因為看來遙不可及的才 是夢。沒有飛機之前，夢想在天空飛的人的名字大概也是「膠人」吧。

聖家堂

巴塞隆拿有一座很著名的教堂，叫聖家堂。它的設計者是高第，是西班牙人引以為傲的一位建築界鬼才。

這項工程非常龐大。高第生前的最後四十年歲月幾乎都投注在教堂工程上，不但做了模型研究，甚至籍由鏡子反射來觀測效果，就連外觀上的雕像都是依真實模特兒來雕塑。由於太全情投入，以致高第走路的時候也在思考設計，最後不幸地被電車撞死。高第的建築設計圖曾毀於火災，後續建築困難重重，根據保守估計，聖家堂還需要200年的時間才能完工。

說高第是一個鬼才，不無道理。總是覺得，能夠設計連門外漢也能受感動連連稱頒的作品才算得上是出色的建築師。高弟就是做到這點。巴塞隆拿處處可見高弟的足印，每每令人看眼難忘，嘖嘖稱奇。在Guell park中，如電影場景的神殿式建築、依山而築的石柱、色彩的斑斕、地中海的風格，令人相當震攝，因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公園可以如此玩味。在Casa Mila裡，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絲不苟與破格的過癮。頂層有一個博物館，陳列了Casa Mila原本與高弟修改後的設計，兩者大相逕庭：前者與普通歐洲民房無疑，後者卻完全變了樣。不規則的曲線令大廈變得很有生命力，屋頂士兵狀的煙囪更是神來之筆。

剛到聖家堂時，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這是幾代人的心血，聽說，峻工時，可以容納信眾達一萬人。幾座高塔旁邊，有幾架更高的的吊臂，緩緩施工。教堂分為幾個面，可以看出不同的面在不同的時候設計與施工，因為風格迥然不同。外牆上有很多不同雕像，全都取材自聖經，暗喻不同的教訓。步入教堂，見到幾位施工者，當中包括一位日本人。後來在書局打書釘才知道他是日本一位雕刻家，自79年起在教堂裡工作。這也許解釋了為何教堂裡有這麼多的日本旅客。

並不是人人都對這龐大工程欣然稱頌。1965年1月一群學者以及藝術家在報章上發表一封公開信，指高第後的工程與原來風格愈趨不同，繼續下去只會是浪費資源。

這項工程應否繼續下去？可以把這個問題細分為兩個問題思考：風格不同的問題以及浪費資源的問題。先說第一個問題。高弟原來的意思是視教堂為上帝的頒讚，而他相信「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因此高弟的設計中只有曲線，所表現之物盡皆取材自大自然，比方說，以大樹的形構作為柱子。若然視它為對上帝的敬拜，卻因為原設計者中途去世而把未完成的作品草草完成似乎有違原意。後世繼續花心思雕琢這未完成作品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設計圖毀於大火，風格不同在所難免。但這是否一個問題？從目的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幾代人的堅持更能反映對上帝的尊崇，更能以獨特方式提醒後輩聖經的道理，對他們更有意義更深刻。如果說這種說法有點幼稚，那似乎暗示但凡做些什麼敬拜上帝強調聖經道理本質上都是有問題的，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宗教以及神，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岔遠了。從手段而言，那也不是問題。如果那是一個問題，似乎暗示了新不如舊，後輩藝術家不入流。這樣說未免有點不公。後輩藝術家之所以能著名，是因為他們的風格與前不同，有獨特的一套美學觀。高弟本身就是一例。因此風格不同的揉合，可以是藝術上的一種革新，一種文明的足跡。對風格不同的質疑，其實與第二個問題，即金錢，有點關係--為抽象的信念花這麼多錢不值得。但是當一間著名學府會花錢支助學者著書研究世俗化這抽象的哲學議題，便可反映到我們的文明不應只是一個市場，只有買與賣、只重實利。若然擔心這龐大支出會為政府帶來沉重負擔，可以選用信眾募捐方式，不用花政府一分一毫。現在工程就是用這種方式繼續下去。

那份莫名感動，至今仍在心中蕩漾。這項跨代跨國界的工程，實在是對渺小人類偉大一面的彰顯。

朋友

記得初到芬蘭，掘金的心很是熱烈，因為這裡生活成本高，即使在公廁舒暢也要一歐(即十二港元)。若然身在香港，這個價錢足以令我飽飽的吃一頓。在柏林的德國朋友知道了，便說：「我曾在芬蘭工作一會，或許你可以找我的朋友，問問有沒有工作機會。」心裡既感到意外亦感激非常，想不到遠在德國的朋友竟然在此時此刻幫上了忙，於是連聲稱謝。「不用客氣！」他說。「交朋友就是有這個用途，不然，你認識我幹麼？」

這句說得坦白的話，不斷在我腦內迥然。朋友的確很重要，因為在不同的時刻他們都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碰巧在芬蘭得到了一個珍貴的工作面試機會，但是沒有西裝皮鞋；正苦惱該否破格地穿上牛仔褲波鞋到會的時候，朋友便會借你一套西裝--什至比家裡的那一套還好。在西班牙旅行，若然不幸地跌倒在月台上，流血不止，會說英語的西班牙朋友便能幫我們翻譯，向不會英語的列車車長求助。不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原來一列長長的列車連一個小小的急救箱也沒有；也不會知道，原來他想趕我們下車。收到HOAS (芬蘭交流生宿舍提供組織)一封莫名奇妙的罰款賬單，不忿；但眼見以芬蘭官僚的調查速度，想是回港以後才會得到清白。這時候，身為HOAS監察委員會成員的朋友，便能提升他們的辦事效率。

但是我想，朋友之所以為朋友，只是因為他們用途廣泛嗎？生活上有很多用品工具，它們同樣在不同的時刻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比方說，避孕套。它的存在令「及時行樂」不再只是夢想，為派對參加者帶來多少個歡樂的晚上。又或是，水。一個熱水涼，一杯水，一煲煮沸了的水，同樣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可是，不論喜怒哀樂，我們也不會拿起一個避孕套，或一杯水訴說心中情，從而釋懷。這說明了什麼？

上經濟社會學的課，聽到公司之間亦有友誼存在，原因是當中的信任可以為雙方賺大錢。進一步說，在信任的基礎上，大家可以透過交換最新情報或不能言傳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以提升雙方技術來互惠互利。有一個學者提了一個問題：「以信任作為一種手段，這還是信任嗎？」

因此我一直相信，交朋友信朋友是一種ends而不是一種means。得到朋友的幫忙與中六合彩性質差不多，是一種驚喜，但若然真當朋友為朋友，更多時候會是付出而不是收受；而且付出的時候想的是：「一場朋友/兄弟，計較什麼？」付出以後，心裡安樂踏實，覺得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回覆德國友人說：「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絕不是惟一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