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塗鴉

柏林有個Free Tour 叫Alternate Berlin，標榜的是帶一眾遊客到橫街雜巷看塗鴉，感受柏林生活的另一面。聽來很有趣，於是到達柏林的第二天，著名的景點還沒有去，就看塗鴉去。

柏林的塗鴉跟blog的entry一樣有不同類別。第一站我們到了一個很普通的住宅區。原來，前身是左翼恐怖份子的大本營。至今，左翼份子仍然與政府對著幹。走著走著，見到一幅巨大的牆，上面給塗了一幅巨大的畫。畫中描繪了共黨人心中的理想國：沒有階級，沒有benz，大家快快樂樂活下去。聽說，政府曾經有意給這一帶大掃除，不過給左派人仕阻撓了。

欣賞政治類塗鴉以後，我們轉移下一站：愛情小品類。「這個I Love You, Linda的作品在芸芸塗鴉中非常突出，經常見到。」領隊拿著書解說了一番。這是一個痴情的主題，很多時畫了同一個主題人物以後，作者總要加上一句：「不要離開我。」多愁善感的大眾看後感動不已，紛紛討論Linda應否這樣狠心撇下作者不理。更有善心者大聲疾呼：「Linda，回他身邊吧！」後來，不知原因為何，有人突然清醒了，問了一個問題：「真的有Linda這個人嗎？」鬼佬真可愛。

接下來我們觀賞的是動物世界，地點是安娜展覽館與二戰猶太盲人工作坊旁的一道牆。安娜是【安娜的日記】的作者，而那盲人工作坊的老闆偉大程度不亞於舒特拉，二戰時秘密收容猶太盲人，令他們倖免於難。在這兩個地方旁邊塗鴉，就如婆婆與短裙的crossover。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牆上的一隻大老鼠。它像剛吃了春藥，亢奮非常，寶貝長度與身長大致一樣。

有幾處樂土專供柏林人塗鴉之用，例如納粹黨棄置的大廈或是前火車站。納粹黨棄置的大廈已易名為Tachele， 當年是納粹處決犯人的地方，如今裡邊進駐了不同的藝術家。大廈外邊是一個人造沙灘，有幾張沙發，沙發後擺著一架廢棄的，給塗滿了塗鴉的美國熱狗巴。步進大 廈，黑沈沈的樓梯同樣畫滿了塗鴉，給人一種柏林人皮質醇偏高的印象。至於前火車站，現在路軌給拆掉了，不過依稀仍可看見舊日的痕跡。那天去到，見到幾個柏 林人在這裡塗鴉，心中讚嘆：「柏林政府真過癮，這麼大的一塊地皮不收回，讓市民有渠道降低皮質醇。」

柏林的塗鴉處處令它變得很有生氣，很有創造力，也顯示出這個城市的包容度何其高。香港塗鴉的人似乎不多，經常聽到的名字只有曾灶财。2004年，他的作品在蘇富比拍賣。有人說，他是土藝術家。他的塗鴉出現在具有高度文明的香港城市，營造出一種原始和文明的強烈對比，為人熟悉和感到親切。有人說，他所寫的字不值得稱為“書法”，因為根本就不懂他的書法內容，而且字體跟傳統書法的標準實在相距太遠。不管如何，今日我們已很難親自判斷，因為他很多的真跡已因「有礙現代都市觀瞻」的理由給政府抺淨了。

我們說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可是，我們連一個人的塗鴉也容不下。這也許是我看見柏林的塗鴉以後最大的感受。

一個夢

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感動了無數人，令人明白原來發夢威力如此巨大，如此可愛。

2007年，一位患癌瀕死的教授開了 一個last lecture，說明發夢有多重要。最近，他出書了，書名正是last lecture，繼續宣揚發夢精神。

2009年，會是我的畢業年。積極狩獵工作填飽肚皮會是我其中一項主要的課外活動。想發什麼夢？如何實現？好問題。

最近，讀葉健民在信報的文章，以下幾句令我印象很深：「『管治』（governance）一詞本身就有超越政府（government） 的涵義，意思就是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能單靠政府，也有賴公民社會的協作。故此如何去壯大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提高管治質素的重要考慮。可惜的是，不少公 民社會的活躍分子一直以官民不兩立的簡單思維去思考問題，認為任何與政府的合作只是出賣靈魂、放棄原則，完全不應考慮，但現實是，沒有公共資源的配合，沒 有政策的推動，要改變社會現狀，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故此欲以政治為志業的朋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促成這股協同力，其中包括政府應如何在軟件及硬件上去為 公民社會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以及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平台去發光發熱。」可以用甘迺迪的名句作簡單概述：「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最近，社會有很大的聲音指罵政府在通脹問題上進退失據。始終覺得，把問題訴諸於感性的闡述與服用春藥分別不大；罵完之後、藥力過後，一切便將如舊。關鍵是我們認為什麼才是「恰當」的解決方案？ 短期派錢嗎？可以預見仍然會有很多人認為這並不足夠，因為這個方法治標不治本，派錢以後在職貧窮，住板間房的仍然大有人在。更什，短期派錢阻擋不了越來越多窮等人家到公司飯堂討飯吃的趨勢。要注意的是，貧窮問題不是從石頭裡爆出來，只不過通脤令這個問題更加刺眼。長遠而言，要 從根本處改善窮人待遇，我們要考量的是政府的理財哲學；然後看看可否從那處下手推動改革。素來，政府行的是小政府思維，盡量對市場作最低度干預，因而與福 利國家例如稅率高達六成的北歐五國完全沾不上邊。中產與有錢佬對這種思維很受樂，因為錢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政府干預越少（例如不收重稅），他們掘金的空 間與機會便會越多。以錢至上這個核心價值隨處可見，例如討論應否清拆天星碼頭，有人會問它值多少錢來量衡；討論西九，有人會問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搞文化； 討論能否在香港增加休憩範圍，得到的答覆大概會是：有什麼成本效益？換言之，香港是一個實是求是的地方，講一些「虛無」的價值，例如一個公正的社會該如何 設計，窮人可以有什麼權利等等很可能被視為與青山一眾住客的話題。期望社會有足夠力量推動香港政府認真檢討其理財哲學什至作出改變似乎還是遙不可及。既要 政府令窮人生活過得更好，同時暗地裡與政府理財哲學不謀而合，這種矛盾是香港社會你與我過癮的地方。

此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句話變得更為響亮。徜若我們真的不滿社會現況，真的想求變，我們不能把球踢向政府而已。我們要問自己，自己信哪一套，為什麼要信，如何實現所信，不斷相互討論，以致有成熟的思維與政府討價還價或是合作。那即是說，我們要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畢業 之際，在想，不想因為在社會工作久了便忘了在大學學過什麼，忘了心中抱不平的一團火。因此，便有了這個地方 (砲台山學會)。我們看似力量單薄，但至少，多了一個平台，多 了一個空間討論，因而多了更多的可能為社會做點事。這是一個很天真的夢，也許，五年之後，我也會對這個地方嗤之以鼻。但是，不管了。因為看來遙不可及的才 是夢。沒有飛機之前，夢想在天空飛的人的名字大概也是「膠人」吧。

聖家堂

巴塞隆拿有一座很著名的教堂，叫聖家堂。它的設計者是高第，是西班牙人引以為傲的一位建築界鬼才。

這項工程非常龐大。高第生前的最後四十年歲月幾乎都投注在教堂工程上，不但做了模型研究，甚至籍由鏡子反射來觀測效果，就連外觀上的雕像都是依真實模特兒來雕塑。由於太全情投入，以致高第走路的時候也在思考設計，最後不幸地被電車撞死。高第的建築設計圖曾毀於火災，後續建築困難重重，根據保守估計，聖家堂還需要200年的時間才能完工。

說高第是一個鬼才，不無道理。總是覺得，能夠設計連門外漢也能受感動連連稱頒的作品才算得上是出色的建築師。高弟就是做到這點。巴塞隆拿處處可見高弟的足印，每每令人看眼難忘，嘖嘖稱奇。在Guell park中，如電影場景的神殿式建築、依山而築的石柱、色彩的斑斕、地中海的風格，令人相當震攝，因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公園可以如此玩味。在Casa Mila裡，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絲不苟與破格的過癮。頂層有一個博物館，陳列了Casa Mila原本與高弟修改後的設計，兩者大相逕庭：前者與普通歐洲民房無疑，後者卻完全變了樣。不規則的曲線令大廈變得很有生命力，屋頂士兵狀的煙囪更是神來之筆。

剛到聖家堂時，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這是幾代人的心血，聽說，峻工時，可以容納信眾達一萬人。幾座高塔旁邊，有幾架更高的的吊臂，緩緩施工。教堂分為幾個面，可以看出不同的面在不同的時候設計與施工，因為風格迥然不同。外牆上有很多不同雕像，全都取材自聖經，暗喻不同的教訓。步入教堂，見到幾位施工者，當中包括一位日本人。後來在書局打書釘才知道他是日本一位雕刻家，自79年起在教堂裡工作。這也許解釋了為何教堂裡有這麼多的日本旅客。

並不是人人都對這龐大工程欣然稱頌。1965年1月一群學者以及藝術家在報章上發表一封公開信，指高第後的工程與原來風格愈趨不同，繼續下去只會是浪費資源。

這項工程應否繼續下去？可以把這個問題細分為兩個問題思考：風格不同的問題以及浪費資源的問題。先說第一個問題。高弟原來的意思是視教堂為上帝的頒讚，而他相信「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因此高弟的設計中只有曲線，所表現之物盡皆取材自大自然，比方說，以大樹的形構作為柱子。若然視它為對上帝的敬拜，卻因為原設計者中途去世而把未完成的作品草草完成似乎有違原意。後世繼續花心思雕琢這未完成作品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設計圖毀於大火，風格不同在所難免。但這是否一個問題？從目的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幾代人的堅持更能反映對上帝的尊崇，更能以獨特方式提醒後輩聖經的道理，對他們更有意義更深刻。如果說這種說法有點幼稚，那似乎暗示但凡做些什麼敬拜上帝強調聖經道理本質上都是有問題的，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宗教以及神，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岔遠了。從手段而言，那也不是問題。如果那是一個問題，似乎暗示了新不如舊，後輩藝術家不入流。這樣說未免有點不公。後輩藝術家之所以能著名，是因為他們的風格與前不同，有獨特的一套美學觀。高弟本身就是一例。因此風格不同的揉合，可以是藝術上的一種革新，一種文明的足跡。對風格不同的質疑，其實與第二個問題，即金錢，有點關係--為抽象的信念花這麼多錢不值得。但是當一間著名學府會花錢支助學者著書研究世俗化這抽象的哲學議題，便可反映到我們的文明不應只是一個市場，只有買與賣、只重實利。若然擔心這龐大支出會為政府帶來沉重負擔，可以選用信眾募捐方式，不用花政府一分一毫。現在工程就是用這種方式繼續下去。

那份莫名感動，至今仍在心中蕩漾。這項跨代跨國界的工程，實在是對渺小人類偉大一面的彰顯。

朋友

記得初到芬蘭，掘金的心很是熱烈，因為這裡生活成本高，即使在公廁舒暢也要一歐(即十二港元)。若然身在香港，這個價錢足以令我飽飽的吃一頓。在柏林的德國朋友知道了，便說：「我曾在芬蘭工作一會，或許你可以找我的朋友，問問有沒有工作機會。」心裡既感到意外亦感激非常，想不到遠在德國的朋友竟然在此時此刻幫上了忙，於是連聲稱謝。「不用客氣！」他說。「交朋友就是有這個用途，不然，你認識我幹麼？」

這句說得坦白的話，不斷在我腦內迥然。朋友的確很重要，因為在不同的時刻他們都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碰巧在芬蘭得到了一個珍貴的工作面試機會，但是沒有西裝皮鞋；正苦惱該否破格地穿上牛仔褲波鞋到會的時候，朋友便會借你一套西裝--什至比家裡的那一套還好。在西班牙旅行，若然不幸地跌倒在月台上，流血不止，會說英語的西班牙朋友便能幫我們翻譯，向不會英語的列車車長求助。不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原來一列長長的列車連一個小小的急救箱也沒有；也不會知道，原來他想趕我們下車。收到HOAS (芬蘭交流生宿舍提供組織)一封莫名奇妙的罰款賬單，不忿；但眼見以芬蘭官僚的調查速度，想是回港以後才會得到清白。這時候，身為HOAS監察委員會成員的朋友，便能提升他們的辦事效率。

但是我想，朋友之所以為朋友，只是因為他們用途廣泛嗎？生活上有很多用品工具，它們同樣在不同的時刻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比方說，避孕套。它的存在令「及時行樂」不再只是夢想，為派對參加者帶來多少個歡樂的晚上。又或是，水。一個熱水涼，一杯水，一煲煮沸了的水，同樣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可是，不論喜怒哀樂，我們也不會拿起一個避孕套，或一杯水訴說心中情，從而釋懷。這說明了什麼？

上經濟社會學的課，聽到公司之間亦有友誼存在，原因是當中的信任可以為雙方賺大錢。進一步說，在信任的基礎上，大家可以透過交換最新情報或不能言傳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以提升雙方技術來互惠互利。有一個學者提了一個問題：「以信任作為一種手段，這還是信任嗎？」

因此我一直相信，交朋友信朋友是一種ends而不是一種means。得到朋友的幫忙與中六合彩性質差不多，是一種驚喜，但若然真當朋友為朋友，更多時候會是付出而不是收受；而且付出的時候想的是：「一場朋友/兄弟，計較什麼？」付出以後，心裡安樂踏實，覺得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回覆德國友人說：「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絕不是惟一一個原因。」

動物園

很多人喜歡到動物園，邊看邊嚷著：「哎呀，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幾cute，哈哈。」我卻不太喜歡。

赫爾辛基有個動物園，很大，各式各樣的動物都有。見到一隻獅子，在籠內踱步，像在思考論文趕deadline。忽地，大吼一聲。先是雀躍，這樣近的距離聽見獅子吼叫，還是第一次。及後，我在想像，如果我是籠裡獅子，吼叫時的心情會是怎樣。我猜，我會用粗口連爆的心態來叫。困在這小小的籠裡，然後給遊人指著笑，日復日，年復年，那有什麼意思？想到這裡，牠的吼叫聽來很悽然。

遊人可能不會這樣看動物園。他們會說這是負面思維。在動物園裡，動物好食好住。牠們不用擔心大自然適者生存的殘酷，每天定時有人給餵飼，檢查健康。你看，海洋公園的安安佳佳，牠們多happy。專人設計居住環境，每天坐著臥著就行。

有時在想，「動物園是動物五星級的家」這個想法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還是事實正是如此？曾經跟友人說「回魂夜」這套電影很有意思，無厘頭背後思想深邃。他冷笑一聲：「是你把意義投射於電影情節，抑或那真是電影的一部份？」說得有理。

香港不論在硬件上還是意識形態上，總有點動物園的味道。密集的一式一樣的高樓大廈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籠，很有一種局促感。思想上，香港人的保守成了另一個籠。見到明星房照，大家力歇聲嘶的指責，彷彿性行為本身是一種罪；罵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從何而來。一本書因為用了女角忘記了帶胸圍的藝術畫做封面而在書展被查封。討論同性戀的節目被指為迷惑人心。政策上，大家似乎很樂天知命地原地踏步。當新加坡在很久以前便投下金錢廣攬人材在社會各範疇思考未來藍圖的時候，我們還在很高興地說我們是亞洲國際都會，擁有一個令人稱傲的金融中心，而沒有一個明確遠景。面對將來的方法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因此當其他政府會投放大量資源搞高科技時，我們還在說不干預政策，同時盼望clustering自然蓬勃。

抱正面思想的人，會說香港已是一個天堂：是一個美食天堂，是一個購物天堂，是一個動感之都。香港的服務水準亦首屈一指。印度友人來港，驚嘆港鐵服務效率之高，不用久等。有這麼多好東西，我們為什麼要不滿？社會需要和諧，我們努力掘金，吃喝玩樂也就足夠了。就像安安佳佳，難度牠們會投訴嗎？

就這樣，我們安坐籠內，覺得鐵籠很美，籠內玩意很過癮，不需任何變改，向一切可能說再見。經濟上，我們一路走來，千篇一律的說金融，說股票，而沒有想到將來這個優勢很可能會被取代，我們要找新路，例如在R&D大展拳腳。生活上，除了錢，我們不作他想。從來沒人想我們可以要一個公義與經濟發展平衡得當的社會，工作與休閒並重的社會，而不是一個M型社會，一個休息被視為罪過的社會。城市規劃上，我們只會興建一式一樣，與東德房屋同樣地悶的建築；只會興建住宅與商廈，而不預留廣闊空間作市民休憩中心或藝術家落腳地作非掘金用途；只會媚外，而不會讓本土建築師有很大的發展平台。教育方面，我們怎樣改也離不開這樣的思維：讀的學科，出來的成績決定你的糊口途徑。我們說德國人聰明，他們的社會就正正不只看成績出身，而同時看重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個性。

今天，彼邦的奧巴馬說了一句「change, we can believe in」然後創造了神話。什麼時候，我們會搞清籠內生活美好是因為自我感覺良好還是事實如此？什麼時候，我們會發覺我們容忍不了現在的一套，然後大聲疾呼：「我們要變！」？什麼時候，我們會曉得改變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眾人的事？

Exchange 何價

「生活如何？」我問。

「沒什麼，還不是如常上班吃飯睡覺等放假。」傳來一陣電話錄音，不同的是，那是老娘的聲音。

心裡總是有點歉意，父母在香港這個悶熱廚房搏老命的時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嘻嘻哈哈的花錢，享受人生。

就是因為這點歉意，我老在想：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

上路之前，曾經在海灘上請教mentor這個問題，他是一位我很敬重的老教授。「讀萬卷書不如行萬理路。」他不徐不疾的拋下了一句。到領事館申請visa時，我再次遇到這個問題：「你為什麼要exchange？」「擴闊視野。」我填上了這個「標準」答案。

擴闊視野，其實不一定要靠遠行而居，只要肯花錢做眼皮手術就可以了。很明顯，我還是不滿足於這個答案。

後來想，花時間想這個問題有點笨，有點這樣的味道：站在火場旁邊，想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救人有什麼意義。於是，嘗試變得聰明點，想想辦法如何善用在芬蘭的時間。結果，為自己立下一個原則，那就是多做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用archi人的說法，那就是多做有context的事。

問題是，什麼是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清單上，讀書位列榜首。當然，跟父母匯報時，自然是另一種說法。箇中原因是覺得在香港最不乏的經歷就是讀書，排山倒海的present，mid-term，final令人覺得吃飯超過一小時著實過份。若然花費數萬元到芬蘭逗留半年，仍然以讀書為主，仍然老躲在室內苦讀，那跟在香港有什麼分別？

芬蘭的學制很有趣，有不少課程只為期數星期，而不像香港般長達一學期。結果，完成了兩個法律課以後，我開始荒廢學業。

荒 廢學業以後，花了不少時間在理解芬蘭的各方面，包括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政制以及社會福利。起初，很有一股蠻勁，從圖書館搬來一本本書慢慢讀。有了基本 認識以後，也就少讀了，因為在芬蘭初期我覺得花太多時間閱讀有點自閉，同時間，我想聽聽當地人如何看自己國家的種種。就是這個原因，我經常課也不上，到一 間食物比unicafe(最為出名的學生飯堂)更美味，價錢更合理的Manala(說來有趣，Manala意指地獄，換言之我經常 go to hell for lunch)吃午飯。那是芬蘭一個學生會擁有的產業，午飯時間有很多芬蘭大學生。在那裡認識了不少朋友，談了很多關於芬蘭的事，與香港的種種作對比從而思考了很多，享用了很多愉快的午飯。

多 認識朋友是初到芬蘭時不斷有的想法，也是我荒廢學業一個很有力的藉口。這裡指的不止是芬蘭人，還包括其他國家的人。理由是很想了解其他國家的人的對不同 人、事、物的想法，然後與自己的、香港的對比，從而有所借鏡。因此，縱然不太喜歡到派對，在頭三個月裡我每星期都會到派對一次，漸漸跟不少人熟絡。不過所 謂熟絡，是指相互認得大家，談話句數多於hi與bye兩句。有時候，他們會問：「怎麼兩手空空？」「沒錢買啤酒。」「哈，那怎行？」然後熱情的請我飲啤酒。這些呃酒飲的日子，令人快意非常。

在 派對中漸漸養成一個習慣，那就是主動搭訕。去旅行時，深深地體會這個習慣的可愛之處。就是因為這個癖好，令我在西班牙唱歌時認識了一個葡萄牙妹妹，在羅馬 利亞一間咖啡店喝咖啡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老闆娘跟我分享跟著外交官老公雞飛狗走的見聞以及對國家的感受，與在列車上得到一位西班牙朋友的幫忙。他們的 出現，令旅行變得豐實。

跟同房的一起的日子亦非常特別。晚飯時的談話、到公園玩體適能、在家中搞派對……令我有些體會，或是喚回了一些已遺忘的道理。

去旅行的時候，跟在芬蘭的心態相距不遠—很想可以觀察多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狀況，對名勝反而不是興趣很濃。原因是歐洲的建築風格大同小異，覺得在名勝前擺一個v字手勢在臉旁大喊一聲yeah然 後拍一張照不是很重要。我愛做的，是在城市亂逛，到了一些有趣而不知名的地方，便隨意詢問當地人。因為路在口邊，很多時候我都不用地圖，特別喜愛叫當地人 推薦一些有趣地方，省卻查看文字的時間。也喜歡打書釘，好處是可以知道當地人的閱讀習慣從而理解他們的想法文化。一位好友告訴我這個道理以後，我牢牢記 住。得到的意外驚喜倒不少，記得有一次在奧地利亂行，途經一間舊書店，走進去，發現一本由美國記者寫的關於奧地利人性格的書，過癮得很。後來讀到一段：「旅行的一個好處，便是看到世界上，原來有那麼多人，活得和我們完全不一樣，追求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生命 中的喜樂，原來是我們不曾想像過的；我們苦苦執著的，卻不見得真的如此重要。看到自己和所屬社會的限制，然後在有限的人生中，力求讓自己活得自由一點，精 神的視域擴闊一點，或許只能這樣吧。」很有共鳴，這也許解釋了我為何有把旅行弄成field trip模樣的癖好。

在芬蘭生活了四個月後，方式有點不同。因為朋友多了，開始不多到派對，多花了時間到朋友家中吃飯聊天。又或是手拿一本感興趣的書，在綠林中，在波羅的海前沒有time pressure的 讀上三四個小時。記得有一次，到馬吃草的圈內讀書；馬兒吃草我看書。突然之間，馬兒步前，耳邊聽到牠嘴嚼的聲音，我伸手摸了牠的頭。後來芬蘭人叫我離開， 因為他們有條規距：馬兒吃草時，遊人不准進入圈內，以防意外。又或是游泳與桑拿以後累了，在草地上曬著太陽睡上一小時才回家。又或是在晚上多看在香港不大 會看的電影，然後看影評。又或是像刻下般粗製濫造文章，總結所見所聞。現在已累積了兩萬字。又或是多花時間在赫爾辛基的橫街雜項閒逛，之前沒有這樣幹，是 因為走堂還不多。又或是，讀讀芬蘭的新聞。

還有兩三個星期，也就要回家了。每天晚上，都聽見不同的房間在搞farewell party。悄然地，尾聲了。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還在問自己，我還是不曉。不過，當我見到大家雀躍地討論鍾欣桐的私人房照有什麼社會意義，便知道要建構一個答案不難，對著父母也能有交代。

曾經讀過蘋果CEO Steve Jobs的這段話：「你無法預先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將來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經歷的種種，將來多少會連結在一起。你得信任某個東西，直覺也好、命運也好、生命也好、或者因果報應 （Karma）也好。」答案，也就留給時間告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