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

很多人喜歡到動物園，邊看邊嚷著：「哎呀，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幾cute，哈哈。」我卻不太喜歡。

赫爾辛基有個動物園，很大，各式各樣的動物都有。見到一隻獅子，在籠內踱步，像在思考論文趕deadline。忽地，大吼一聲。先是雀躍，這樣近的距離聽見獅子吼叫，還是第一次。及後，我在想像，如果我是籠裡獅子，吼叫時的心情會是怎樣。我猜，我會用粗口連爆的心態來叫。困在這小小的籠裡，然後給遊人指著笑，日復日，年復年，那有什麼意思？想到這裡，牠的吼叫聽來很悽然。

遊人可能不會這樣看動物園。他們會說這是負面思維。在動物園裡，動物好食好住。牠們不用擔心大自然適者生存的殘酷，每天定時有人給餵飼，檢查健康。你看，海洋公園的安安佳佳，牠們多happy。專人設計居住環境，每天坐著臥著就行。

有時在想，「動物園是動物五星級的家」這個想法是我們的一廂情願還是事實正是如此？曾經跟友人說「回魂夜」這套電影很有意思，無厘頭背後思想深邃。他冷笑一聲：「是你把意義投射於電影情節，抑或那真是電影的一部份？」說得有理。

香港不論在硬件上還是意識形態上，總有點動物園的味道。密集的一式一樣的高樓大廈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籠，很有一種局促感。思想上，香港人的保守成了另一個籠。見到明星房照，大家力歇聲嘶的指責，彷彿性行為本身是一種罪；罵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從何而來。一本書因為用了女角忘記了帶胸圍的藝術畫做封面而在書展被查封。討論同性戀的節目被指為迷惑人心。政策上，大家似乎很樂天知命地原地踏步。當新加坡在很久以前便投下金錢廣攬人材在社會各範疇思考未來藍圖的時候，我們還在很高興地說我們是亞洲國際都會，擁有一個令人稱傲的金融中心，而沒有一個明確遠景。面對將來的方法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因此當其他政府會投放大量資源搞高科技時，我們還在說不干預政策，同時盼望clustering自然蓬勃。

抱正面思想的人，會說香港已是一個天堂：是一個美食天堂，是一個購物天堂，是一個動感之都。香港的服務水準亦首屈一指。印度友人來港，驚嘆港鐵服務效率之高，不用久等。有這麼多好東西，我們為什麼要不滿？社會需要和諧，我們努力掘金，吃喝玩樂也就足夠了。就像安安佳佳，難度牠們會投訴嗎？

就這樣，我們安坐籠內，覺得鐵籠很美，籠內玩意很過癮，不需任何變改，向一切可能說再見。經濟上，我們一路走來，千篇一律的說金融，說股票，而沒有想到將來這個優勢很可能會被取代，我們要找新路，例如在R&D大展拳腳。生活上，除了錢，我們不作他想。從來沒人想我們可以要一個公義與經濟發展平衡得當的社會，工作與休閒並重的社會，而不是一個M型社會，一個休息被視為罪過的社會。城市規劃上，我們只會興建一式一樣，與東德房屋同樣地悶的建築；只會興建住宅與商廈，而不預留廣闊空間作市民休憩中心或藝術家落腳地作非掘金用途；只會媚外，而不會讓本土建築師有很大的發展平台。教育方面，我們怎樣改也離不開這樣的思維：讀的學科，出來的成績決定你的糊口途徑。我們說德國人聰明，他們的社會就正正不只看成績出身，而同時看重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個性。

今天，彼邦的奧巴馬說了一句「change, we can believe in」然後創造了神話。什麼時候，我們會搞清籠內生活美好是因為自我感覺良好還是事實如此？什麼時候，我們會發覺我們容忍不了現在的一套，然後大聲疾呼：「我們要變！」？什麼時候，我們會曉得改變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眾人的事？

Exchange 何價

「生活如何？」我問。

「沒什麼，還不是如常上班吃飯睡覺等放假。」傳來一陣電話錄音，不同的是，那是老娘的聲音。

心裡總是有點歉意，父母在香港這個悶熱廚房搏老命的時候，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嘻嘻哈哈的花錢，享受人生。

就是因為這點歉意，我老在想：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

上路之前，曾經在海灘上請教mentor這個問題，他是一位我很敬重的老教授。「讀萬卷書不如行萬理路。」他不徐不疾的拋下了一句。到領事館申請visa時，我再次遇到這個問題：「你為什麼要exchange？」「擴闊視野。」我填上了這個「標準」答案。

擴闊視野，其實不一定要靠遠行而居，只要肯花錢做眼皮手術就可以了。很明顯，我還是不滿足於這個答案。

後來想，花時間想這個問題有點笨，有點這樣的味道：站在火場旁邊，想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救人有什麼意義。於是，嘗試變得聰明點，想想辦法如何善用在芬蘭的時間。結果，為自己立下一個原則，那就是多做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用archi人的說法，那就是多做有context的事。

問題是，什麼是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清單上，讀書位列榜首。當然，跟父母匯報時，自然是另一種說法。箇中原因是覺得在香港最不乏的經歷就是讀書，排山倒海的present，mid-term，final令人覺得吃飯超過一小時著實過份。若然花費數萬元到芬蘭逗留半年，仍然以讀書為主，仍然老躲在室內苦讀，那跟在香港有什麼分別？

芬蘭的學制很有趣，有不少課程只為期數星期，而不像香港般長達一學期。結果，完成了兩個法律課以後，我開始荒廢學業。

荒 廢學業以後，花了不少時間在理解芬蘭的各方面，包括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政制以及社會福利。起初，很有一股蠻勁，從圖書館搬來一本本書慢慢讀。有了基本 認識以後，也就少讀了，因為在芬蘭初期我覺得花太多時間閱讀有點自閉，同時間，我想聽聽當地人如何看自己國家的種種。就是這個原因，我經常課也不上，到一 間食物比unicafe(最為出名的學生飯堂)更美味，價錢更合理的Manala(說來有趣，Manala意指地獄，換言之我經常 go to hell for lunch)吃午飯。那是芬蘭一個學生會擁有的產業，午飯時間有很多芬蘭大學生。在那裡認識了不少朋友，談了很多關於芬蘭的事，與香港的種種作對比從而思考了很多，享用了很多愉快的午飯。

多 認識朋友是初到芬蘭時不斷有的想法，也是我荒廢學業一個很有力的藉口。這裡指的不止是芬蘭人，還包括其他國家的人。理由是很想了解其他國家的人的對不同 人、事、物的想法，然後與自己的、香港的對比，從而有所借鏡。因此，縱然不太喜歡到派對，在頭三個月裡我每星期都會到派對一次，漸漸跟不少人熟絡。不過所 謂熟絡，是指相互認得大家，談話句數多於hi與bye兩句。有時候，他們會問：「怎麼兩手空空？」「沒錢買啤酒。」「哈，那怎行？」然後熱情的請我飲啤酒。這些呃酒飲的日子，令人快意非常。

在 派對中漸漸養成一個習慣，那就是主動搭訕。去旅行時，深深地體會這個習慣的可愛之處。就是因為這個癖好，令我在西班牙唱歌時認識了一個葡萄牙妹妹，在羅馬 利亞一間咖啡店喝咖啡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老闆娘跟我分享跟著外交官老公雞飛狗走的見聞以及對國家的感受，與在列車上得到一位西班牙朋友的幫忙。他們的 出現，令旅行變得豐實。

跟同房的一起的日子亦非常特別。晚飯時的談話、到公園玩體適能、在家中搞派對……令我有些體會，或是喚回了一些已遺忘的道理。

去旅行的時候，跟在芬蘭的心態相距不遠—很想可以觀察多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狀況，對名勝反而不是興趣很濃。原因是歐洲的建築風格大同小異，覺得在名勝前擺一個v字手勢在臉旁大喊一聲yeah然 後拍一張照不是很重要。我愛做的，是在城市亂逛，到了一些有趣而不知名的地方，便隨意詢問當地人。因為路在口邊，很多時候我都不用地圖，特別喜愛叫當地人 推薦一些有趣地方，省卻查看文字的時間。也喜歡打書釘，好處是可以知道當地人的閱讀習慣從而理解他們的想法文化。一位好友告訴我這個道理以後，我牢牢記 住。得到的意外驚喜倒不少，記得有一次在奧地利亂行，途經一間舊書店，走進去，發現一本由美國記者寫的關於奧地利人性格的書，過癮得很。後來讀到一段：「旅行的一個好處，便是看到世界上，原來有那麼多人，活得和我們完全不一樣，追求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生命 中的喜樂，原來是我們不曾想像過的；我們苦苦執著的，卻不見得真的如此重要。看到自己和所屬社會的限制，然後在有限的人生中，力求讓自己活得自由一點，精 神的視域擴闊一點，或許只能這樣吧。」很有共鳴，這也許解釋了我為何有把旅行弄成field trip模樣的癖好。

在芬蘭生活了四個月後，方式有點不同。因為朋友多了，開始不多到派對，多花了時間到朋友家中吃飯聊天。又或是手拿一本感興趣的書，在綠林中，在波羅的海前沒有time pressure的 讀上三四個小時。記得有一次，到馬吃草的圈內讀書；馬兒吃草我看書。突然之間，馬兒步前，耳邊聽到牠嘴嚼的聲音，我伸手摸了牠的頭。後來芬蘭人叫我離開， 因為他們有條規距：馬兒吃草時，遊人不准進入圈內，以防意外。又或是游泳與桑拿以後累了，在草地上曬著太陽睡上一小時才回家。又或是在晚上多看在香港不大 會看的電影，然後看影評。又或是像刻下般粗製濫造文章，總結所見所聞。現在已累積了兩萬字。又或是多花時間在赫爾辛基的橫街雜項閒逛，之前沒有這樣幹，是 因為走堂還不多。又或是，讀讀芬蘭的新聞。

還有兩三個星期，也就要回家了。每天晚上，都聽見不同的房間在搞farewell party。悄然地，尾聲了。exchange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還在問自己，我還是不曉。不過，當我見到大家雀躍地討論鍾欣桐的私人房照有什麼社會意義，便知道要建構一個答案不難，對著父母也能有交代。

曾經讀過蘋果CEO Steve Jobs的這段話：「你無法預先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將來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經歷的種種，將來多少會連結在一起。你得信任某個東西，直覺也好、命運也好、生命也好、或者因果報應 （Karma）也好。」答案，也就留給時間告知吧。

歷史與將來

六月四日，明報在街頭做了一個訪問，看看中學生對六四有多了解。16名受訪學生當中，僅有四人能夠回答六四發生在1989年。差不多所有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六四的起因。其中一位學生說，六四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不太想知道。

若然訪問改為南京大屠殺，情況或會完全不同。這令人奇怪。南京大屠殺與六四都發生在中國，死的都是中國同胞，但是前者人們可以憤恨地說死了多少人，而後者死傷人數仍然成謎；前者大家可以青筋暴現地說：「日本鬼子，道歉！」，後者人們會說：「要體諒政府，我們要和諧，這些血是應該流的。」；前者換來的是兩行熱淚，後者換來的是冷笑與冷漠。也許，這兩件事的性質壓根兒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操刀的是日本人，後者操刀的是中國人。不，這樣說很有侮辱性，因為中國人操的是坦克與槍。中國人該比日本人更文明更現代化。

有人跟我說過那些學運領袖是失勢權貴的子弟，他們只是用慷慨激昂的字詞鼓動學生動亂，以為父母出頭。這種陰謀論聽來相當悅耳，令人覺得血真是該流，鎮壓真是必要，社會穩定真是重要。這也許是冷漠冷笑的源頭。

陰謀論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套用陰謀論，我們一樣可以說，共產黨非為共產，而是為集中財產，從而質疑其正當性；文化大革命非為破舊立新，而是為了令新的上不了台，因而舊的仍能安坐神枱……陰謀論只會令我們陶醉於罵街的過程，而不是在討論大是大非。大家很喜歡說社會需要和諧。持有不同意見觀點討論其實一樣可以很和諧，前提是我們不亂扣帽子不亂上綱。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大家說這太敏感，把它忘了吧。

林則徐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若這句說話應用在六四的討論上，既能對反對者說，亦能對中共說。六四已過，不能再訴諸於感性的苛責謾罵，亦不能當那些六四死難者自己去了百慕達三角洲消失在地球上裝作沒事發生，而是要平心靜氣地省思如何建立多元社會, 多寬容。中國仍然前路漫漫，將來歷史會否重演，視乎我們有沒有從中學到什麼。我們大可把六四忘記，若然我們覺得人命不重要，表達意見的空間不重要；否則，我們還是要記著六四，就如中學時老師教訓我們：「今次返學遲到，下次唔好啦。」

家是哪裡好

在芬蘭遇到一個香港人, 生活了十六年, 現在是一個碩士生。與他閒聊了幾句。

「芬蘭生活如何? 好玩嗎?」

「不，很悶。娛樂大都是去去party, 喝喝酒。」他說。

「香港生活應該多姿多采一些吧。」我以為。

「也不。」有點意外。「香港的生活也只不過是打邊爐，飲荼，唱唱k。」

想來也是。談話之前，原以為香港的生活比較好。那是因為直覺覺得香港有很多玩意，有不夜天，芬蘭的應該是不能比擬吧。聽到他這樣比較兩地生活，倒令我有一點反思。

很多歐洲人喜歡把時間花在派對上，在重音樂中狂歡起舞，暢飲杯中物。自己對此不太熱衷，覺得舞池中的人與觸電般的抖振無異，而音樂也太大聲了，談話很難。若說派對是在歐洲認識朋友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我會認為這樣認識朋友只能過一時之癮；派對過後，則一切如常。在派對中的事, 人與物會變得如事後煙的雲霧般模糊。

香港呢? 想想唱k。 我們會花大半天乖乖的在暗暗的房間裡，坐著站著對著熒幕狂歡喊叫。不曉得我們在幹什麼的，會以為我們是小檻的朋友。飲茶與打邊爐本身其實也沒什麼過癮的地 方，涉及的動作不外乎叫菜、起筷、動牙筋，然後再叫菜、起筷、動牙筋。這些活動本質上不見得很有趣，充其量與派對打個和。

有人可能會不滿意這樣的說法，會爭說香港有具特色的東西，令到這裡的生活不平凡。我們有什麼特色呢？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嗎？其實很多城市也有。地少人多，塞車成生活一環? 算是一種特色吧，但是不認為香港擁有這種特色的專利權，我們的祖國也有。況且，與芬蘭多樣且完善準時的交通系統相比較，這不會是令我掛念香港的一種特色。盆菜嗎? 芬蘭亦有它的特色食物。

倘 若不在吃喝玩樂層面上思考，可以轉至生活條件層面。香港物質素來不缺，問題是你有沒有錢買。貧者似乎連基本生活條件也要頭痛。學生好不了多少，要供付基本 教育，即小學、中學、大學，勉強是可以的。但是這並不足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要知道，在香港，「理想」是類近在中環擺賣的高檔貨品。以 志願做大律師為例，要達到既能糊口又能伸張正義的階段，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九年，需要的金錢大概二十萬以上。跟歐洲朋友計算以後，他們的反應大抵都是伸一伸 舌頭，說一聲:「加油。」

芬蘭是一個重稅國家，有錢人什至要將一半收入納稅。曾經問過芬蘭友人:「這麼重稅，沒人反對嗎?」 「反對故然有，但不礙事，因為不是主流聲音。」身為一個香港人，對此難以理解，因為我是喝不干預政策的水大的。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人需要為生活惆悵，大 夥兒可以廉價享用高級的醫療服務，還有種種社會福利。因此在芬蘭，清潔工一直缺人，因為大家一則生活有保障，二來覺得薪資不及其他工種，不屑找這種職業。 不過要知道，一個清潔工的時薪也有九歐元(九十港元)，而每餐飲食便宜的只需四歐元；另外，工人權益受到嚴格保障。在香港，這是奇蹟。

學生更是愉快，上大學是免費的。學生可以自己決定修讀時間，政府負責出錢。大學擁有餐店，藥房等，學生優惠多的是。換句話說，芬蘭可算是與烏托邦很相近的國家了。香港怎地也比不上。

縱是如此，我還是心繫香港。我想原因是我愛的人都在香港－朋友，親人，是他們令到本來淡而無味的消遣節目變得有趣；是他們令到覺得香港生活無論壓力多大也不再重要。這或許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意思吧。

給劉遵義校長的一封信

劉校長:

在致力令中文大學成為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這方面，您一直不遺餘力： 加大力度用英文授課的國際化；破除舊建築，以一幢幢現代建築群或是一條條行人輸送帶取而代之的國際化；即使新建的書院佔地只有數個網球場也矢言要擴大的書院制，處處皆可以見到您的苦心孤詣。反對您的學生，也太滋事麻煩了。

感謝中文大學有交流生計劃這個玩意，讓我可以闖闖世界，近距離的感受下什麼是傳說中的國際化。

若 論校舍設計，其實我們中大人應該感謝您。與芬蘭相較，我們的校舍其實不需要談什麼國際化，因為已經走在前方。以芬蘭的老牌大學赫爾辛基大學為例，它沒有什 麼校舍可言。它的建築群散落在市中心不同角落，外貌與普通歐洲建築無異，若非看了地圖，很難發現這就是大學－還要是一間有百多年歷史的大學。中大不同，它 有個性多了。從馬安山遠眺，在山崗之上，在綠林之中，有一黃色巨柱，它就是蒙文偉樓了。又或是乘坐校巴時，會經過一個巨型、波浪型的、七彩繽紛的、plasma般的建築，那就是新建的中央實驗室。這些建築都令人看眼難忘，令人不禁想：為何中大可以這麼有性格，把不相襯的東西都共冶一爐，有如盆菜般？

中大的行政管理也是勝一疇的。在您的領導下，那種快刀斬亂麻，那種離棄選舉改由中央集權的委任制，比芬蘭的有效率得多。您知道嗎? 芬 蘭大學生的勢力很強。他們之中有幾個學生組織，每個大學生都要選擇其中一個加入成為會員。這些組織擁有物業，包括餐館。他們可以多方面的干預校政，大則擁 有選校長的否決權、對大學興建計劃的否決權，小則可以決定圖書館要購致什麼書、要買多少部咖啡機。當然，壞處是有的，那就是「行政慢了很多」，芬蘭友人如 是說。聽到這些，我睜大了眼。選校長，參議校園發展計劃，中大學生從不需要理，也無從理，因為學校管理層說學生不懂的東西多的是。「有什麼好驚訝? 這就是民主，最基本的民主。」芬蘭友人說。這在您聽來，也許會不以為然，因為這些東西沒有市場價值。

記 得曾經問一位到來中大交流的芬蘭生對我們印象何如，他說：「說的東西，想的東西，做的東西，大抵都是一樣的。」芬蘭的學生很不一樣嗎？「對，他們有個性多 了。相較起來，芬蘭學生懶，但有創意。」另一位芬蘭大學生解釋說：「也許是因為這裡學生可以參與的事情多，從中學到的事情也多，例如管理技巧，解難能力， 腦內點子也多了。」結果，在沒有個性的校園裡，沒有高效率的制度下，孕育了一批有個性的人材，孕育了Nokia；香港也有人材，不過大都精於掘金，拼命追買Nokia最新款。

原 來，大學的質素非由製造機械人的多寡來決定，非由校內後現代建築的多寡來決定，非單由您和下屬決定的遊戲規則來決定，而是應把學生在大學中的自由空間計算 在內。換句話說，學生積極參與校政，大吵大鬧高呼不滿不是罪過。當然，這當中不乏改善之處，但總比當用功聽話的獵犬強。

看到這裡，也許劉校長會皺眉，然後說：「我說的國際化是指與英美名校看齊。」為什麼要局限於英美名校? 因為它們有諾貝爾獎得獎者？赫爾辛基大學也有。因為它們的R&D做得好些？芬蘭的R&D在世界是相當著名的。因為它們有很強的創造力？世界對芬蘭的設計、建築以及IT也讚譽不絕。您的這下皺眉－如真的有－很有意思，因為它提了一個問題：什麼是國際化？我們在往哪裡走？

在他鄉的一舊蕃薯

文化差異

一天晚上，與巴西同房閒談。他說得眉飛色舞，因為他剛搭上了一個芬蘭美女。

說起識女仔，他談起了週五在我們家舉行的派對。那天晚上，人來人往，男的女的，什麼國家的都有。大家在強勁音樂下，也都喝得醉醺醺。同時間喝了啤酒，voaka，德國、加拿大的不知什麼酒，我也醉得不得了。

「那天晚上，她跟我的同鄉來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巴西同房指著電腦熒幕的相中人說。我認得那個女孩，她是個芬蘭人，予人沉默寡言之感。

「她這麼沈靜，你同鄉又跟她初相識，如何做到這樣的閃電戰？」我問。

「哈，她靜？才不。那天晚上，她不斷跟男的聊天。你看不出來嗎？她來party是為了覓食。」心中正自納悶：「原來她只是沒有跟我聊，X。」

續問：「你如何知道她在覓食？」

「當你跟她們談話時，她們的一雙眼會有如歌劇中的字幕，浮現了『來啊，來啊，來啊……』的字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出動了。」

聽到這裡，立時有點釋然。記得那天晚上，有個伊朗女孩跟我說話的時候，一對眼睛水汪汪的，很頂癮。當然，那時我不知道她的一對水汪汪眼睛正表示她肚子餓了，所以沒有做什麼。

當巴西同聽到這件事後，也就說：「浪費！下次不能再這樣了！」他續說，同屋的德國佬，加拿大佬也都泡了妞兒，上了床，所以要「be a man，拿出自信來！」

自小在華人社會長大，常聽說的道理是男女授受不親、禮法，又或是專家說的在初中推行性教育可能會異化為提倡性愛，又或是說婚前性行為實在太開放了。久而久之，便會築起道德高牆，意會性不是請客食飯的事，意會到隨便對女人摸手摸腳已屬無禮，更不用說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

巴西同房對中國的東西不什同意：「不要說中國文化了，這裡是外國，我們也是這樣做，也就不要迂腐了。Be a man！ 信心！」

一 個很好的問題，文化交流的時候，保留自身文化的底線該如何劃？ 顯然我們對信心的理解很不同。外國人指的信心，似乎不少時候也是繫於一棒，這在派對中特別明顯。但是，為什麼信心不能繫於辯論場上的一枝咪，寫東西時的一 枝筆，又或是拉小提琴時用的一枝弓，而非要繫於一棒不可？ 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性。中國文化老調唱的是先認識了解，後翻雲覆雨； 外國人視翻雲覆雨為對一個人認識了解的起步點，是否情侶不是重點。我們會說認識三個月然後拍拖也許有點太快；外國人拍拖的週期大概是三個月。

要選擇的話，始終比較喜歡中國人的一套。也許這一套太含蓄，太迂腐，但是我想談情說愛不是在超市儲績分，越多越好。逝水長流總是好一點吧。因此，對巴西佬的一套，選擇和而不同的態度也就足夠。

「你知道嗎？我十六歲時只懂讀書，不會泡妞兒。但是見到自己的朋友左擁右抱，我跟自己說，我要變。結果，三個月之後，每月平均有七至八個姐姐陪我睡。信心！」從「信心」短短二字，我感受到這位朋友的情誼，也感受到背後的文化差異。

象牙塔

初 讀政政，很迷惘。覺得讀的東西艱深難明，與現實很抽離。特別是政治哲學這一科，我們花很多時談概念，談理想；談正義，談自由；談民主，談平等。談的時候好 像很起勁愉快，但是回頭一想，卻又覺得這些道理有點不證自明，有點媽媽是女人的味道，有點文字遊戲的性質－利用文字築起一個理想國，然後樂在其中；若問， 如何把這理想國變得真實？聽到的答案多半是現實「邊有半斤八兩o甘理想？」

活在象牙塔的不真實，就有如說吹氣公仔Mary對著我笑，是因為有我相陪，樂得心花怒放。問題是，她沒給吹脹前，早已笑了。縱是如此，寫paper時還是挺起勁的，因為加footnote的感覺很過癮。

不覺，在政政已呆了三年時光。一直忘不了一年級上tuto時有人問過的一個問題－他問tutor：「你在政政三年，學了什麼？」Tutor遲疑了一會，才能回答。那一下遲疑，令我更有興趣知道為何世界上有那麼多人住在象牙塔，與文字玩遊戲。

日子有功，開始覺得象牙塔的產品不盡然是廢話一堆。人的行為大抵都是由兩部份構成：價值觀(ends)以及手段(means)。 比方說，我贊成政府任由窮人餓死不是罪過。因為自由萬歲，個人意志萬歲，政府要做的，是最低度的收稅以維持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應否從我口袋裡掏錢給窮 人，決定權應在我而不在政府。換句話說，政府收稅以接濟窮人是不公的，因為未經「我」的首肯。在例子中，個人意志大於一切是價值觀，低稅制是相應的手段。

顯 然，每種價值觀以及其手段總有可商榷的空間。象牙塔正正能提供一個五星級的家讓人埋首書卷，精細深入地理解分析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其倡議的方案。回應上例， 政治哲學中的社群主義會說，「我」的定義不只限於單獨的一個我，而應包括其他成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便有一份責任照顧貧者－如果我們喜歡說「我」是如此 重要。即使說「我」只能被理解為獨一無二的一個「我」，讀法律的或會說人有自然權（natural right），至少不應容許人餓死街頭。這些都是價值觀的不同解讀。若說手段，即使我們都同意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可商榷的空間依然存在，因為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芬蘭，香港，美國……

不能小看這種象牙塔式的理解。或許刻下會覺自身力量少得可憐，縱然知道這些也不會改變什麼。這很難說，因為每分每秒意外都在發生。一旦過程當中抱持了什麼立場，有了什麼理想，之後的路便可以很不同了。

若然覺得人生的意義用不著這麼複雜，不需要這麼偉大，只需簡簡單單賺錢養車養樓養女人養化骨龍，象牙塔依然有存在價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明天我釘蓋了，今天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儒家，佛教，古希臘，基督教各有自家的不朽說，很多象民都曾撰文思考當中的道理。讀讀它們，不會有什麼市場價值，但可以幫你想像你六十歲時的人生該當何如，從而調整自己的ends與means。

當然，我家在香港－一個講求實效實利的地方，因此平衡很重要：既要留意不同象民的作品，亦要留意自己的CV。若只沈迷象牙塔中，與隱敝青年其實沒多大分別。

記得當時那位tutor這樣回答：「我想，大概是思考方式有了改變。」聽來不著邊際輕不著地，其實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