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將來

六月四日，明報在街頭做了一個訪問，看看中學生對六四有多了解。16名受訪學生當中，僅有四人能夠回答六四發生在1989年。差不多所有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六四的起因。其中一位學生說，六四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不太想知道。

若然訪問改為南京大屠殺，情況或會完全不同。這令人奇怪。南京大屠殺與六四都發生在中國，死的都是中國同胞，但是前者人們可以憤恨地說死了多少人，而後者死傷人數仍然成謎；前者大家可以青筋暴現地說：「日本鬼子，道歉！」，後者人們會說：「要體諒政府，我們要和諧，這些血是應該流的。」；前者換來的是兩行熱淚，後者換來的是冷笑與冷漠。也許，這兩件事的性質壓根兒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操刀的是日本人，後者操刀的是中國人。不，這樣說很有侮辱性，因為中國人操的是坦克與槍。中國人該比日本人更文明更現代化。

有人跟我說過那些學運領袖是失勢權貴的子弟，他們只是用慷慨激昂的字詞鼓動學生動亂，以為父母出頭。這種陰謀論聽來相當悅耳，令人覺得血真是該流，鎮壓真是必要，社會穩定真是重要。這也許是冷漠冷笑的源頭。

陰謀論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套用陰謀論，我們一樣可以說，共產黨非為共產，而是為集中財產，從而質疑其正當性；文化大革命非為破舊立新，而是為了令新的上不了台，因而舊的仍能安坐神枱……陰謀論只會令我們陶醉於罵街的過程，而不是在討論大是大非。大家很喜歡說社會需要和諧。持有不同意見觀點討論其實一樣可以很和諧，前提是我們不亂扣帽子不亂上綱。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大家說這太敏感，把它忘了吧。

林則徐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若這句說話應用在六四的討論上，既能對反對者說，亦能對中共說。六四已過，不能再訴諸於感性的苛責謾罵，亦不能當那些六四死難者自己去了百慕達三角洲消失在地球上裝作沒事發生，而是要平心靜氣地省思如何建立多元社會, 多寬容。中國仍然前路漫漫，將來歷史會否重演，視乎我們有沒有從中學到什麼。我們大可把六四忘記，若然我們覺得人命不重要，表達意見的空間不重要；否則，我們還是要記著六四，就如中學時老師教訓我們：「今次返學遲到，下次唔好啦。」

家是哪裡好

在芬蘭遇到一個香港人, 生活了十六年, 現在是一個碩士生。與他閒聊了幾句。

「芬蘭生活如何? 好玩嗎?」

「不，很悶。娛樂大都是去去party, 喝喝酒。」他說。

「香港生活應該多姿多采一些吧。」我以為。

「也不。」有點意外。「香港的生活也只不過是打邊爐，飲荼，唱唱k。」

想來也是。談話之前，原以為香港的生活比較好。那是因為直覺覺得香港有很多玩意，有不夜天，芬蘭的應該是不能比擬吧。聽到他這樣比較兩地生活，倒令我有一點反思。

很多歐洲人喜歡把時間花在派對上，在重音樂中狂歡起舞，暢飲杯中物。自己對此不太熱衷，覺得舞池中的人與觸電般的抖振無異，而音樂也太大聲了，談話很難。若說派對是在歐洲認識朋友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我會認為這樣認識朋友只能過一時之癮；派對過後，則一切如常。在派對中的事, 人與物會變得如事後煙的雲霧般模糊。

香港呢? 想想唱k。 我們會花大半天乖乖的在暗暗的房間裡，坐著站著對著熒幕狂歡喊叫。不曉得我們在幹什麼的，會以為我們是小檻的朋友。飲茶與打邊爐本身其實也沒什麼過癮的地 方，涉及的動作不外乎叫菜、起筷、動牙筋，然後再叫菜、起筷、動牙筋。這些活動本質上不見得很有趣，充其量與派對打個和。

有人可能會不滿意這樣的說法，會爭說香港有具特色的東西，令到這裡的生活不平凡。我們有什麼特色呢？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嗎？其實很多城市也有。地少人多，塞車成生活一環? 算是一種特色吧，但是不認為香港擁有這種特色的專利權，我們的祖國也有。況且，與芬蘭多樣且完善準時的交通系統相比較，這不會是令我掛念香港的一種特色。盆菜嗎? 芬蘭亦有它的特色食物。

倘 若不在吃喝玩樂層面上思考，可以轉至生活條件層面。香港物質素來不缺，問題是你有沒有錢買。貧者似乎連基本生活條件也要頭痛。學生好不了多少，要供付基本 教育，即小學、中學、大學，勉強是可以的。但是這並不足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要知道，在香港，「理想」是類近在中環擺賣的高檔貨品。以 志願做大律師為例，要達到既能糊口又能伸張正義的階段，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九年，需要的金錢大概二十萬以上。跟歐洲朋友計算以後，他們的反應大抵都是伸一伸 舌頭，說一聲:「加油。」

芬蘭是一個重稅國家，有錢人什至要將一半收入納稅。曾經問過芬蘭友人:「這麼重稅，沒人反對嗎?」 「反對故然有，但不礙事，因為不是主流聲音。」身為一個香港人，對此難以理解，因為我是喝不干預政策的水大的。在這樣的制度下，沒有人需要為生活惆悵，大 夥兒可以廉價享用高級的醫療服務，還有種種社會福利。因此在芬蘭，清潔工一直缺人，因為大家一則生活有保障，二來覺得薪資不及其他工種，不屑找這種職業。 不過要知道，一個清潔工的時薪也有九歐元(九十港元)，而每餐飲食便宜的只需四歐元；另外，工人權益受到嚴格保障。在香港，這是奇蹟。

學生更是愉快，上大學是免費的。學生可以自己決定修讀時間，政府負責出錢。大學擁有餐店，藥房等，學生優惠多的是。換句話說，芬蘭可算是與烏托邦很相近的國家了。香港怎地也比不上。

縱是如此，我還是心繫香港。我想原因是我愛的人都在香港－朋友，親人，是他們令到本來淡而無味的消遣節目變得有趣；是他們令到覺得香港生活無論壓力多大也不再重要。這或許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意思吧。

給劉遵義校長的一封信

劉校長:

在致力令中文大學成為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這方面，您一直不遺餘力： 加大力度用英文授課的國際化；破除舊建築，以一幢幢現代建築群或是一條條行人輸送帶取而代之的國際化；即使新建的書院佔地只有數個網球場也矢言要擴大的書院制，處處皆可以見到您的苦心孤詣。反對您的學生，也太滋事麻煩了。

感謝中文大學有交流生計劃這個玩意，讓我可以闖闖世界，近距離的感受下什麼是傳說中的國際化。

若 論校舍設計，其實我們中大人應該感謝您。與芬蘭相較，我們的校舍其實不需要談什麼國際化，因為已經走在前方。以芬蘭的老牌大學赫爾辛基大學為例，它沒有什 麼校舍可言。它的建築群散落在市中心不同角落，外貌與普通歐洲建築無異，若非看了地圖，很難發現這就是大學－還要是一間有百多年歷史的大學。中大不同，它 有個性多了。從馬安山遠眺，在山崗之上，在綠林之中，有一黃色巨柱，它就是蒙文偉樓了。又或是乘坐校巴時，會經過一個巨型、波浪型的、七彩繽紛的、plasma般的建築，那就是新建的中央實驗室。這些建築都令人看眼難忘，令人不禁想：為何中大可以這麼有性格，把不相襯的東西都共冶一爐，有如盆菜般？

中大的行政管理也是勝一疇的。在您的領導下，那種快刀斬亂麻，那種離棄選舉改由中央集權的委任制，比芬蘭的有效率得多。您知道嗎? 芬 蘭大學生的勢力很強。他們之中有幾個學生組織，每個大學生都要選擇其中一個加入成為會員。這些組織擁有物業，包括餐館。他們可以多方面的干預校政，大則擁 有選校長的否決權、對大學興建計劃的否決權，小則可以決定圖書館要購致什麼書、要買多少部咖啡機。當然，壞處是有的，那就是「行政慢了很多」，芬蘭友人如 是說。聽到這些，我睜大了眼。選校長，參議校園發展計劃，中大學生從不需要理，也無從理，因為學校管理層說學生不懂的東西多的是。「有什麼好驚訝? 這就是民主，最基本的民主。」芬蘭友人說。這在您聽來，也許會不以為然，因為這些東西沒有市場價值。

記 得曾經問一位到來中大交流的芬蘭生對我們印象何如，他說：「說的東西，想的東西，做的東西，大抵都是一樣的。」芬蘭的學生很不一樣嗎？「對，他們有個性多 了。相較起來，芬蘭學生懶，但有創意。」另一位芬蘭大學生解釋說：「也許是因為這裡學生可以參與的事情多，從中學到的事情也多，例如管理技巧，解難能力， 腦內點子也多了。」結果，在沒有個性的校園裡，沒有高效率的制度下，孕育了一批有個性的人材，孕育了Nokia；香港也有人材，不過大都精於掘金，拼命追買Nokia最新款。

原 來，大學的質素非由製造機械人的多寡來決定，非由校內後現代建築的多寡來決定，非單由您和下屬決定的遊戲規則來決定，而是應把學生在大學中的自由空間計算 在內。換句話說，學生積極參與校政，大吵大鬧高呼不滿不是罪過。當然，這當中不乏改善之處，但總比當用功聽話的獵犬強。

看到這裡，也許劉校長會皺眉，然後說：「我說的國際化是指與英美名校看齊。」為什麼要局限於英美名校? 因為它們有諾貝爾獎得獎者？赫爾辛基大學也有。因為它們的R&D做得好些？芬蘭的R&D在世界是相當著名的。因為它們有很強的創造力？世界對芬蘭的設計、建築以及IT也讚譽不絕。您的這下皺眉－如真的有－很有意思，因為它提了一個問題：什麼是國際化？我們在往哪裡走？

在他鄉的一舊蕃薯

文化差異

一天晚上，與巴西同房閒談。他說得眉飛色舞，因為他剛搭上了一個芬蘭美女。

說起識女仔，他談起了週五在我們家舉行的派對。那天晚上，人來人往，男的女的，什麼國家的都有。大家在強勁音樂下，也都喝得醉醺醺。同時間喝了啤酒，voaka，德國、加拿大的不知什麼酒，我也醉得不得了。

「那天晚上，她跟我的同鄉來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巴西同房指著電腦熒幕的相中人說。我認得那個女孩，她是個芬蘭人，予人沉默寡言之感。

「她這麼沈靜，你同鄉又跟她初相識，如何做到這樣的閃電戰？」我問。

「哈，她靜？才不。那天晚上，她不斷跟男的聊天。你看不出來嗎？她來party是為了覓食。」心中正自納悶：「原來她只是沒有跟我聊，X。」

續問：「你如何知道她在覓食？」

「當你跟她們談話時，她們的一雙眼會有如歌劇中的字幕，浮現了『來啊，來啊，來啊……』的字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出動了。」

聽到這裡，立時有點釋然。記得那天晚上，有個伊朗女孩跟我說話的時候，一對眼睛水汪汪的，很頂癮。當然，那時我不知道她的一對水汪汪眼睛正表示她肚子餓了，所以沒有做什麼。

當巴西同聽到這件事後，也就說：「浪費！下次不能再這樣了！」他續說，同屋的德國佬，加拿大佬也都泡了妞兒，上了床，所以要「be a man，拿出自信來！」

自小在華人社會長大，常聽說的道理是男女授受不親、禮法，又或是專家說的在初中推行性教育可能會異化為提倡性愛，又或是說婚前性行為實在太開放了。久而久之，便會築起道德高牆，意會性不是請客食飯的事，意會到隨便對女人摸手摸腳已屬無禮，更不用說來一趟變變變生命力。

巴西同房對中國的東西不什同意：「不要說中國文化了，這裡是外國，我們也是這樣做，也就不要迂腐了。Be a man！ 信心！」

一 個很好的問題，文化交流的時候，保留自身文化的底線該如何劃？ 顯然我們對信心的理解很不同。外國人指的信心，似乎不少時候也是繫於一棒，這在派對中特別明顯。但是，為什麼信心不能繫於辯論場上的一枝咪，寫東西時的一 枝筆，又或是拉小提琴時用的一枝弓，而非要繫於一棒不可？ 這關係到我們如何看性。中國文化老調唱的是先認識了解，後翻雲覆雨； 外國人視翻雲覆雨為對一個人認識了解的起步點，是否情侶不是重點。我們會說認識三個月然後拍拖也許有點太快；外國人拍拖的週期大概是三個月。

要選擇的話，始終比較喜歡中國人的一套。也許這一套太含蓄，太迂腐，但是我想談情說愛不是在超市儲績分，越多越好。逝水長流總是好一點吧。因此，對巴西佬的一套，選擇和而不同的態度也就足夠。

「你知道嗎？我十六歲時只懂讀書，不會泡妞兒。但是見到自己的朋友左擁右抱，我跟自己說，我要變。結果，三個月之後，每月平均有七至八個姐姐陪我睡。信心！」從「信心」短短二字，我感受到這位朋友的情誼，也感受到背後的文化差異。

象牙塔

初 讀政政，很迷惘。覺得讀的東西艱深難明，與現實很抽離。特別是政治哲學這一科，我們花很多時談概念，談理想；談正義，談自由；談民主，談平等。談的時候好 像很起勁愉快，但是回頭一想，卻又覺得這些道理有點不證自明，有點媽媽是女人的味道，有點文字遊戲的性質－利用文字築起一個理想國，然後樂在其中；若問， 如何把這理想國變得真實？聽到的答案多半是現實「邊有半斤八兩o甘理想？」

活在象牙塔的不真實，就有如說吹氣公仔Mary對著我笑，是因為有我相陪，樂得心花怒放。問題是，她沒給吹脹前，早已笑了。縱是如此，寫paper時還是挺起勁的，因為加footnote的感覺很過癮。

不覺，在政政已呆了三年時光。一直忘不了一年級上tuto時有人問過的一個問題－他問tutor：「你在政政三年，學了什麼？」Tutor遲疑了一會，才能回答。那一下遲疑，令我更有興趣知道為何世界上有那麼多人住在象牙塔，與文字玩遊戲。

日子有功，開始覺得象牙塔的產品不盡然是廢話一堆。人的行為大抵都是由兩部份構成：價值觀(ends)以及手段(means)。 比方說，我贊成政府任由窮人餓死不是罪過。因為自由萬歲，個人意志萬歲，政府要做的，是最低度的收稅以維持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應否從我口袋裡掏錢給窮 人，決定權應在我而不在政府。換句話說，政府收稅以接濟窮人是不公的，因為未經「我」的首肯。在例子中，個人意志大於一切是價值觀，低稅制是相應的手段。

顯 然，每種價值觀以及其手段總有可商榷的空間。象牙塔正正能提供一個五星級的家讓人埋首書卷，精細深入地理解分析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其倡議的方案。回應上例， 政治哲學中的社群主義會說，「我」的定義不只限於單獨的一個我，而應包括其他成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便有一份責任照顧貧者－如果我們喜歡說「我」是如此 重要。即使說「我」只能被理解為獨一無二的一個「我」，讀法律的或會說人有自然權（natural right），至少不應容許人餓死街頭。這些都是價值觀的不同解讀。若說手段，即使我們都同意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可商榷的空間依然存在，因為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芬蘭，香港，美國……

不能小看這種象牙塔式的理解。或許刻下會覺自身力量少得可憐，縱然知道這些也不會改變什麼。這很難說，因為每分每秒意外都在發生。一旦過程當中抱持了什麼立場，有了什麼理想，之後的路便可以很不同了。

若然覺得人生的意義用不著這麼複雜，不需要這麼偉大，只需簡簡單單賺錢養車養樓養女人養化骨龍，象牙塔依然有存在價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明天我釘蓋了，今天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儒家，佛教，古希臘，基督教各有自家的不朽說，很多象民都曾撰文思考當中的道理。讀讀它們，不會有什麼市場價值，但可以幫你想像你六十歲時的人生該當何如，從而調整自己的ends與means。

當然，我家在香港－一個講求實效實利的地方，因此平衡很重要：既要留意不同象民的作品，亦要留意自己的CV。若只沈迷象牙塔中，與隱敝青年其實沒多大分別。

記得當時那位tutor這樣回答：「我想，大概是思考方式有了改變。」聽來不著邊際輕不著地，其實不然。

快樂的貧窮？

讀過一句：「若然你覺得貧窮的生活依然快樂，你即便痛快地捱窮吧！」言語間不乏嘲諷之意。

覺得貧窮生活可愛，是在中五的那一年。那年到四川窮鄉僻壤考察，但見村童手執田裡的玉蜀黍，大口啃掉，滿臉天真爛漫的笑容；樂在其中之餘，仍不忘把玉蜀黍分給我們。成年人同樣生活優遊，坐在山崗之中面向廣林吹笛。那種簡單生活，那種閒適，那種融洽的人倫關係，令人看眼難忘。

那句說話，令我為之一凜。他們生活幸福，或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城市的存在，又或是無法想像城市是怎樣一回事，故此不曉得貧富二分的概念。

在芬蘭因為銀根緊拙，因而對「貧窮」別有一番體會。為了省錢，數口不精的我每天也要為飲食洗費好好計算，想想如何可以在一歐羅之內可完成一頓晚餐，吃的大都是通粉加芝士。但是想起在香港吃的豬頸肉、蠔餅、羊腩煲再加上一兩杯酒的滋味，真是吊癮得過份。銀根緊拙的生活，不但令我開始明白為何眾志堂的頹飯會受熱捧；那種因比較而來的吊癮感，更令我體會到其實窮並不可愛。

不在「食」的層面而言，窮一樣不可愛。上陶國璋的課，曾聽他引用過唐君毅的一句：「金錢是自尊的基礎。」說得很有道理。人天性好追求名利權勢位，為的是得到他人認同的那份安全感。「自我」一詞聽來悅耳，但是缺少他人認同這一部份，「自我」的意義便會便得模糊，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便是「我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自我」意識模糊，「自尊」亦會無從談起。若然欣兒聽到的盡是說：「你是豬扒。」想她也不會相信自己並不如他人所說那樣差，拿回一點自信。我們身在以「貯」為基調的社會，身份認同很多時與財富累積掛鈎。若然自身財富不足以應付生活基本所需，或是與大多數身邊的人作比擬，那種需要他人接濟的不安自卑感，可會是一種令人不耐的折騰。換句話說，窮不可愛，是因為我們活在城市中，活在比較中。

倘若我們是一些狩獵部落的一員，貧窮便不成問題。那些部落經常易地而居，哪裡有食物，他們便在哪裡落腳。因為常要通處走，每每起行之時，便要將多餘之物盡皆遺棄。因此，他們沒有「貯」的觀念。換言之，正確而言，他們不是沒有貧窮的問題，而我們那一套「貧窮」的觀念根本不存於他們的世界之中。

雖說如此，生在城市中很難說是一種罪過；活在比較亦有好處－文明的演進，正是因為有「比較」的推動。因此，求財不是萬惡；萬惡不萬惡的落差在於如何求財以及求財之後做了什麼。

Last day

情人節那天坐電車，途中有兩個小丑裝束的芬蘭人放聲歌唱。在香港，這是奇景，因為這樣做會惹人側目。不明所以，有個芬蘭女人對著我笑說：「今天是芬蘭alvel 考生的last day，他們會在市內通處走，派糖慶祝，所以他們情緒高漲。這是傳統。」

下課以後，走在街上，只見街道兩旁擠滿了路人，滿是歡呼的聲音。好奇之下，走了過去湊熱鬧。但見一輛輛大貨車緩緩駛過，上面載著二三十個高考生，尾隨的是警車。情景仿如解放軍駐港，所異之處是軍佬目無表情而考生則笑容滿面。不同的貨車都掛著不同的字句，例如「boss: your boss」，又或是模仿加士伯廣告：「xxx學校，可能係世界上最好o既學校」。

高考生們的打扮十分別出心裁。黑武士、忍者龜、蕃茄、戴上奇特眼鏡，應有盡有。沿途他們十分亢奮，有的大聲歡呼，有的齊聲不斷重覆：「mita kuulu !（芬蘭話，意指你好嗎？）」，有的則大聲放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喜歡向途人派糖—當中大都是波蘭糖，很不好吃的那一種。

途人的其中一個娛樂，就是拾糖。不要小看這玩意，因為真的很好玩很過癮。要多拾一點，方法有三：一是向考生大聲呼喊 --比他們更肉緊的喊。考生一旦見你狂如此，便會大夥兒一起喊，手像抽搐的向你撒糖。糖如雨般下來 的景象，令人看眼難忘；第二個方法是拋磚引玉。向高考生投擲一粒糖，他們便會投來四至五粒糖，回報率高至四至五倍。最後一個方法最為常用，那就是積極在地 上拾荒，這種方法深受小孩歡迎，亦最為欠缺美感。

忽發奇想，若然香港的last day也是這樣子，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景。大批高考生乘著大貨車在中環綬綬駛過，向途人派糖。途人當中肯定不乏達官貴人，若然可以向任志剛施永清或任何一位高官派糖，那種過癮真是永世難忘-- 因為發現原來派糖不是富人或政府的專利。車上可以掛上不同的字句，例如：「警察叔叔，我們不再傳閱裸照了。因為，我們要考高考了。」或者，「我們以前很天真很傻；現在我們長大了，因為有高考。」又或者，「打令，先刪掉房照吧，因為要騰空位置download marking scheme。」

歡呼聲中，大貨車慢慢遠去。留下的，除了手中的糖外，還有腦內的問號：為什麼芬蘭的last day 熱鬧如嘉年華，香港的則悲壯如上戰場一去不返？ 為什麼芬蘭的警察肯為這小孩子玩意開路，香港的只肯為名人裸照傷腦筋？